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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欧文·琼斯]《记录我们自己:电影、录像与文化》原版序言(2)

http://www.newdu.com 2017-11-07 中国民俗学网 [美] 迈克尔·欧文 参加讨论

    在谢尔曼这部书中,有无数个例子表明所有民俗学电影都是从人类经验的连续体中切割出某一个或某几种传统的象征性行为方式,以便引人注意到这些行为是历史产物、是可描述的现象、是文化的因素,也是人类行为侧面。每一部电影在所强调的角度上都各具特色,这在谢尔曼列举的诸多例子中可以明显看到。她也指出,每部影片的电影技巧也各有不同,因为制作者对民俗的概念各有不同理解(如视民俗为文本或表演,为群体创作物或是个体表现),且所用分析方法也各具特色。例如,那些强调传统的历史性,试图重构过去,或视民俗为文本或实物的电影通常都有解说,并依靠蒙太奇。那些关注进程和表演的电影更多地利用同期合音和主题人物叙述,并将整个电影的结构建立在对参与者和所表现的人物有意义的事件上。谢尔曼博士也指出,对技巧的选择也同样多地表明制作者对电影所表现的内容、研究的问题,以及呈现的假说的取向。
    记录民俗行为、事件和进程的电影以各种方式“记录我们自己”。这正是谢尔曼贯穿本书所讨论的核心。在此仅举几例。首要的是民俗构成人类行为的普遍性。在过去的两个世纪的研究表明,世界各地的民族,以及有史料记载的人群,都从事叙事、娱乐、制作装饰物、庆祝、仪式化、作诗,并使用比喻语言(由此而出现指示人类的各种不同词)。除了象征性交际之外,人类模仿先前存在的行为模式并依附习俗。当我们观看那些描述传统舞蹈、音乐制作、故事讲述、节庆,或以某物为时尚的电影时,我们看到的是犹如我们自己的行为投影到屏幕上。“因此,”谢尔曼写到,“民俗电影和录像提供了一个阐释的窗口来理解我们自己”──我们都是同一人类的成员。不仅如此,多数民俗学电影都记录和探索电影制作人自己的文化以及相似的群体的文化:他们自己的家庭、民族、职业,以及地区。近些年,出现了一批女权、少数民族,以及第三世界电影。这些电影记录这样一些群体的民俗:电影制作人属于其中某一群体的成员,影片通常具有权力争夺的意味,是一种提出意识知觉的方式,也是挑战长期存在的信仰或更正社会不公平的一种方法。专业性作品通过对主题、风格、结构和编辑的选择来描述自我。业余的录像和家庭录像通过记录生日庆祝、婚礼、民族聚会、宗教场合,或类似事件,并更多地借助所记录的内容和长度,以及被记录人的反应等来揭示其文化符号。现代技术的无处不在对通过视觉记录我们自己做出了巨大贡献。正如谢尔曼博士所指出的,家庭现在在记录过去只有专业人员才能拍摄的内容,由此抹掉了“他者”与“自我”的界线。而许多专业电影制作人跟随着业余爱好者进入家庭状态,利用录像机记录在自己家庭环境下的习俗和传统活动。专业电影的反应自我的漫长历史,民俗学电影制作者与所拍对象之间的密切合作,以及依完全主观性而向后写实派发展的趋势,这一切导致了无法回避的结论:视觉记录,特别是以民俗学电影和录像的制作方式的记录,正在构建着自我。
    谢尔曼的这部书是第一部有关民俗学电影的专著,是唯一详细探讨通过电影和录像记录我们自己的行为的著作。她检验了民俗学电影中明显的想象、理论角度、电影技巧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对被采访对象对那些问题的回答作出评论。她详细解释并探讨了这样一些重要概念:纪录片、民族志纪录片、民俗学电影、写实电影,以及后写实电影。她考证了反思、伦理,以及记录电影制片人与电影主角的活动的结果,谈论了民俗学家与专业电影制片人之间、电影制片人与被记录人之间的合作关系。有几处还涉及到长期被争论的主观性与客观性问题。她对制片人在主题的选择和处理上作了深刻的洞察分析。这一切极大程度上归功于她对许多电影制片人的采访。例如,约翰·考恩对193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画家、摄影家)和音乐家(新的失去的城市)的评论。他本意是为了制作一本大萧条时代的歌集,于是在1959年便来到肯塔基州东部学习传统音乐以及了解经济萧条情况。但结果却是拍出了一部电影,《孤独的高音》(1963)。影片关注在逆境中以音乐来维持自己的尊严的人们,对贫困和艰难困境的鲜明的黑白描写转达了考恩个人成长的时代的信息。片中许多震撼人心的镜头显示出他的静物摄影功底:在网上的蜘蛛的特写、贴满旧报纸的墙壁、狗在雾中玩耍、窗口前一只手和胳膊的剪影,以及超出画面的对传统歌手豪尔康的特写。还有乔治·布雷罗兰的《想象之中》(1969),是有关阿根廷西北部一个半隐居的宗教性民间艺术的创造者。通过这位在阿根廷出生的制片人的表现,卡依欧显得与他自己的社会文化环境相隔离,更多的是个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而该片对这个主角作为隔离开的普通人的极有感情的描写展示了一个有创造性的个体:他试图通过自己的完美艺术形式的激励超越自己身边的各种限制。在采访中,电影制片人告诉谢尔曼他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从中得到的启发。他也提到自己年轻时有哮喘病,“总是个孤独者”。那么,这部电影到底是关于谁呢?影片的主角卡依欧还是拍摄人布雷罗兰?这部电影也是关于我们自己,观众。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对制片人在影片中呈现的艺术家有所认同。诚如谢尔曼所坚持的,民俗学电影和录像的确帮助“记录我们自己”。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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