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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被称为文论世纪，但其实19世纪的俄国文学批评论坛已是众声喧哗，既有纠结于“文体形式”持续了20余年的新旧语体之争、“自然派”的胜利;又有各路新兴文艺学派，尤其是文艺学学院派，诸如布斯拉耶夫的神话学派、贝平的文化历史学派等的悄然兴起，亚·维谢洛夫斯基院士代表的比较历史学派更是以建立历史诗学理论和科学的总体文学史观，对20世纪以来的东西方现代文艺学和诗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俄国文艺学家们坚持实证的科学精神，在民间文学、神话传说等文学、民俗学、人种学、民族学、文化史诸方面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考据论证的基础上，比较研究各民族文学在统一的世界文学形成过程中的相同点或相似点，探索这些“雷同点”内中隐藏的实质性、规律性以及不同的因果关系。 到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俄罗斯民间文学理论已进入兴盛期，其中，以俄罗斯民间文艺学奠基人弗·雅·普罗普(В. Я. Пропп)为代表的故事文本的结构功能研究成为最有影响的“主潮”，其1928年发表的《故事形态学》亦成为这一流派的“标志性著作”。主张诗学研究是故事历史研究前提的普罗普，“是位典型的书斋型学者，他的研究活动不是始于田野作业搜集故事，而是对阿法纳西耶夫《俄罗斯民间故事集》的研读，这种方式似乎从一开始就使他将研究视线投向了故事文本，尤其是故事文本的形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故事的‘体裁诗学’”[1：74]。 普罗普曾专文论述民间创作的22个体裁划分原则，指出：“体裁是凭借18-20世纪民间创作的状态来确定的。对体裁的适当的确定又是对民间创作的艺术、思想和历史较为可信的科学研究，并且是对随后的民间创作在总体上所作的符合于历史发展的时代性的结论。”[2：219] 普罗普发表《故事形态学》时值1920年代，苏联文艺思潮和文学流派空前活跃繁荣，形式主义流派也进入了极盛时期。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继1917年被称为“形式主义学派的宣言”[3：385]《作为手法的艺术》问世后，1920年代又相继发表了《散文理论》等重要论著。他在评析维谢洛夫斯基创立的民俗学理论“情节诗学”时，提出，“事实上，故事不断被打散，又不断重新组合，都遵循着特殊的，尚未为人知晓的情节编构规律”[4：28]，与普罗普总结的故事体裁“特殊的情节构成规律”极为接近。当时的形式主义学派其他代表人物都在执著地追究文学本身的内在规律和结构特征，试图解答文学可能存在的普遍性质、文学的本质。譬如鲍·托马舍夫斯基曾专文阐释文学体裁，他认为：体裁的特点是，“在每一种体裁的手法中我们都可以观察到该体裁所特有的一组手法——它们是围绕这些明显的手法(或体裁特征)所形成的。”“作品也因所用手法(体裁)的不同产生一定程度的明显区别。”[5：136] 当代俄罗斯汉学家鲍里斯·利沃维奇·李福清(БорисЛьвовичΡифтин，1932-2012)院士1932年出生时，形式主义仍有大量论著问世，但是已经开始在苏联受到冷落，并在之后遭到猛烈批判。上世纪50年代中叶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维克多·埃利希首次将形式主义理论介绍到西方时也未引起重视。直到1960年代，当时李福清的《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体裁问题》已经出版，形式主义才在苏联国内外受到重新审视关注。形式主义对文学自身结构体系形式、功能材料语言等的关注使文学研究成为了一门现代学科，并对其时和其后的文学理论研究、学术方法论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濡染其中的李福清实难游离其外。朱自清在《陶诗的深度》里所说：“固然所能找到的来历，即使切合，也还未必是作者有意引用;但一个人读书受用，有时候却便在无意的浸淫里”[6：569]，很适合借来喻指李福清与形式主义流派的关系。在谈到胡适关于民间文学与文学的关系论述时，李福清曾批评胡适的论断非常接近形式主义的观点：胡适在其《北京的平民文学》(1922)一文中号召诗人们取法的只是民谣的形式和风格，他关注民间文学只是基于其接近口语的语言[7： 大学期间受教于普罗普的李福清，具有俄罗斯学者特有的学术研究理念和视角。在学术生涯之始，他便自觉地运用普罗普的“体裁诗学”观，批判地借鉴俄国形式主义的“体裁说”，开始了视野独到的中国民间创作孟姜女传说故事的研究。 上世纪50年代，李福清在大学期间首次接触到孟姜女传说;1954年在整理已故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藏书时得见顾颉刚编著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1955年大学毕业到苏联科学院民间文学研究室工作后，又得到著名民间文艺学家契切罗夫的指导，更为深入地研究孟姜女传说，1961年研究孟姜女传说的专著《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体裁问题》(Сказание о Великой стене и проблема жанра в китайском. фольклоре, М.,1961)完成并出版;李福清以这部专著作为副博士论文，通过了答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