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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族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传统人类学的研究是将简单社会作为研究对象，其比较也是在简单社会之间进行的。随着人类学的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学的研究逐渐进入对文明社会的讨论，其视野也扩展到对文明社会之间的比较研究。事实上，人类学家由于巧妙地结合了整体的、跨文化的、进化的研究，创造了人类学研究当代社会诸问题的研究模式。而家族策略的跨文化、跨区域比较，也让我们能更好地认识多民族中国社会，它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重要切入点。 多元一体理论并非单纯是关于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理论，也非单纯是费先生关于民族研究的理论总结，它是费先生对中国社会研究的集大成思想。它事实上是从民族社会来探讨其与国家整体的关系，是费先生对社会和国家观的新发展。中华民族的概念，本身就是国家民族的概念，而56个民族及其所属的集团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这一理论勾画出多元社会的结合和国家整合的关系，即多元和一体的关系。在汉族与各周边少数民族的互动过程中，少数民族和汉族形成一个双向的文化交流过程，最终整合出今天的中华文化。而家族与社会结构的研究，是认识理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基础。 笔者在很多年前就认识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汉族与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之间频繁的互动和交往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儒家的伦理价值观以及汉人家庭的运行机制已经在少数民族社会中积淀下浓厚的文化因子，甚至有一些在汉族现代社会中已经消失的东西，仍然保留在少数民族的文化中。如云南的白族，就被称为“比汉族还汉族”的民族，其意就在于，在汉族地区消失的很多文化，在周边的民族社会中很好地保留下来。 如果跳出民族国家的框架，从多元一体的视阈来讨论，以家庭作为研究单位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礼失求诸野”的文化发掘与比较，更在于以家的概念和以家为中心的社会结合方式，打通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区域中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各种边界，透过多样性的家庭生计和家庭生活方式，来理解各民族群体生活的期望和目标。在此基础上才能理解多元的社会与文化，与作为一体的中华民族追求家庭和谐的心态之间的关系。 例如，不同区域的少数民族群体在应对经济建设所带来的生计生活问题、生态移民问题时，都不是被动地接受政策调整带来的变动，而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积极地调整，以适应政策变化带来的社会变迁。 如笔者考察过的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牧民通过不断改变家庭生计的策略，主动适应游牧社会的变迁。在市场经济竞争和政府生态政策的双重压力下，牧民们通过草原使用权在牧民家庭间流转、高价出租草场等方式缓减自家草场的压力，积极参与市场经济。另外，牧民们通过建立合作社整合小户草场、基础设施和劳动力，从而减少重复建设带来的资源浪费，发挥了规模效益。而在此过程中，牧民们形成了一套新的生态观和生计方式。 同样，笔者这几年在粤北山区，做排瑶和过山瑶村寨的调查。当地的瑶族群体在生计上，面临着多种选择。很多家庭选择外出打工、代耕、做季节性山林看护消防队员等。有符合条件的村民，移居到县城的移民社区。在移民的过程中，很多家庭形成了“两边摆”的生计生活方式。即一方面在城里或打工的地方生活，另一方面，也没有完全离开村寨。在村里他们有自己的房子、田地等。他们没有因为移民而永久性地离开了原住地，因为那里有他们无法切断的血缘纽带，以及地缘和民族身份产生的归属感；更为重要的是，瑶山也是瑶民灵魂归属的所在地，是他们心中祖先居住的圣神世界。正是这一神圣空间始终牵扯着他们回原居地的心，在现代大潮的冲击下仍然部分保留着瑶族传统的宗教仪式和宇宙观。所以“两边摆”的生计和生活方式，也是瑶民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象征。 再如笔者多次考察过的藏彝走廊中处于“汉藏之间”的白马藏人。受到汉人社会“家”的概念影响，他们的“亲戚”关系，成为群体内部所有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个体家庭不仅是独立经营的基本单位，而且通过个体家庭之间的劳动互助与交换，将更多家庭、个人纳入自我家庭的生产生活体系，在区域社会中形成了网络状的关系结构，相互连接起来，共同应对经济社会的变迁，同时也可以更好地适应当前的自然生态与社会环境。 通过以上种种案例不难发现，虽然内蒙古的牧民、粤北的瑶族和白马藏人之间的传统文化、生活和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其家庭结构和社会整合方式亦有所不同，但是每个社会，其家庭策略都是主动地调整生计和生活方式，以适应在不同生存环境下的家庭生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