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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跨界与家庭生活 文化自觉是多元文明之间对话和共生的重要基础。2000年夏，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在北京召开，费先生在本次大会上所提出“全球社会”理念，强调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同的文明之间如何共生，特别是作为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和边缘以及边缘中的中心与边缘的对话，越来越成为人类学所关注的领域。而今天，面对全球社会进一步被“跨界”的商品和人口流动所穿越的事实，在区域社会中寻求多元文化共生之道，建立人类心态的共同秩序，依然要从家庭出发，特别是从家庭策略的视角来拓展研究的路径。 近代以来，随着资本、劳工、资源、商品等跨国流动的日益频繁，传统的边界已经被打破，联结成一个整体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跨区域网络体系，而区域内多种社会网络及象征体系，则是这个区域社会得以延续的基础。以环南中国海区域来说，山地文化、平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交融，使这一区域呈现出多元共生的网络体系。华人群体和其他移民群体在这一区域中流动，在物质交换的过程中，也带动了社会网络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扩展和流动。 在这种跨界的生活中，个体家庭又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我们看到，在广州的非洲人作为非洲离散群体（African diaspora）的一部分，以移民的身份进入中国这个新的移民目标国，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成为他们建立社团组织，合作互助的基础，也形成了“过客家户”的特殊形态；而中国的技术移民——工程师群体，在移居新加坡之后，围绕家庭和家乡形成了国家认同和多重身份认同。“家”的概念在不同维度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移民地由重构产生的家，往往将传统元素整合进跨国家庭中，以塑造稳定且完整的“家”。从中国到新加坡，家庭关系的纽带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物理空间的变化并未导致家庭模式的变化，看似脆弱的家会不断调整策略，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在延边地区，朝鲜族女性大量外嫁韩国，引发了娘家男性和中老年人的跨境劳务移动，随之形成了跨境的扩大家族；而在华南侨民中普遍存在的“两头家”形式，也架起了本地华人社会与中国本土社会的桥梁，为理解侨乡社会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提供了较好的研究个案。 相比跨越国界的流动，在工业化的大潮中往返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农民工群体，实际上也是在“跨界”。在此过程中，在乡的留守人口，通过调整家庭结构、恢复家族联合生产（经营）等方式来确保留守老年人和儿童的正常生活。而涌入城市的农村青年，通过劳动、婚姻等形式与当地社会结合，形成了跨区域的家庭类型，一定程度上不仅可以缓解外出打工者面对市场经济竞争激烈的压力，打工者之间的结合，可能也会成为一种新的、对抗全球资本主义对人性异化的活力因子。 从这些案例中不难发现，人的流动不会因为跨越国家疆域而失去与当地社会和本土的互动能力。将跨界流动的个体与地方社会联结起来的，正是个体家庭以及由家庭血缘关系扩展而来的关系网络，他们会依据环境和社会的变迁而选择家庭策略以延续家族的发展，有时这种策略会成为集体选择的结果。 在全球化背景下，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所有人文交流的时空过程，不仅形塑了区域的文化生态，同时还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区域各文化社会事项的流动，暗含着某种稳定的深层结构。网络化的区域社会体系，构成了讨论全球社会方法论基础。通过家庭成员“跨界”，带动其家庭结构、家庭生计发生变化，又进一步扩展影响到家族以及地缘关系网络中其他的个体家庭。那么反之，从个体家庭的“小窗口”出发，我们看到的是现代化、全球化带来的深刻影响，这种变化是实实在在、可以触摸的，所以笔者认为，家庭策略是理解跨界生活和全球社会的重要视角。 从上面的讨论中不难发现，家庭策略并不是一个复杂的学术概念，简单地说就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对家庭的经营。其中文化的因素和经济的因素是不能分割开进行讨论的，而要将家庭研究、社会研究和人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在对不同区域家庭生活的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家庭成员的主动性调试是以传统的家庭制度为基础的创造性行为。在社会转型和变迁的关键时期，村落、社区、甚至城市等地缘性的大共同体常常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而个体为了更能适应生活的变化，以家庭为出发点，对家庭结构、家庭生计、家庭分工、婚姻等制度和观念做出的调整，在整体上是策略性的。个体要关照的不仅仅是自己生活的舒适和方便，整个核心家庭甚至血缘关系结合的亲属关系可能会产生的变化，都是其考虑的重点。因此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个体对家庭和血缘关系的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会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家庭支持也将是家庭策略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今后家庭策略研究的重要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