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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料到这些由性随心记下来的东西，帮助我留住那么多美好的场景与氛围，还有真切的话语与表情。特别是我的一些精神伙伴，还有在中华文化大地深深的褶皱里结识到的那些才高艺湛的传承人。比如《探访缸鱼》《四访杨家埠》《高腊梅作坊》……我还把汶川地震后专程去绵竹看望那里的南派宗师陈兴才老人时的所感所思，也化为文字，放在《废墟里伸出的绿枝》一文中。 近十年里，我为年画——仅仅是千头万绪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中的一项付出了多少精力？没法计算。反正经我手修改过的各产地的文化档案的稿纸堆在书房一角，应是一部大长篇的体量，还不算为它南来北往用去的时间。我与《中国艺术报》的向云驹先生——他原是中国文化遗产抢救的负责人之一说，这十来年间，咱俩之间单为年画抢救这一项打的电话至少上千个吧。 于是，不断有朋友问我，你把时间与精力不放在写作或绘画上到底值不值？ 我说：“没法比较。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一件是个人的，一件是民族的。” 今年三月，中央电视台记者裴斐来访，说她不久前去“5·12”汶川灾区一趟，见到了绵竹画师陈兴才老人。老人说他想念我，希望我去看他，并托她捎来他一对手绘的文门神《如意状元》，所绘人物之端庄富丽，色彩之独特优美，叫我又感受到绵竹年画那种特有的炽烈又迷人的地域魅力。我曾在绵竹为他们写字，赞美他们的年画：“土中大艺术，纸上剑南春。” 这次，我用小楷把与陈兴才老人这段交情题写在门神画上，装好镜框，悬于书斋；静心欣赏之时，想到近十年我们这些志愿者为年画使尽心思所做的各种事。如今大多产地的年画都已复兴。在生活迅急现代化的嬗变中，历史上“生活的年画”正在转化为现代社会的“文化的年画”，开始重新返回到国人的生活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叫它因时代更迭和社会转型而消亡。我们还实实在在、有头有尾地做了一件事，用二十二卷图典大书和各大产地代表性传承人的口述史，为农耕时代中国木版年画做了总结性和档案化的全记录。 此刻，这件事做完了。最后完成的总是最难攻克的。肩上一块石头陡然地落下来。身子真的轻了吗？掂一掂膀子——好像还没有，落下来的石头只是一块而已，还有几大块沉甸甸压在上边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