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59.jpg) 近十年来，学界围绕着历史人类学议论纷纭，其中一个热门话题，是研究者到底能否放下“精英”的观点，从“民间”视角理解“民间”；或者换一种说法，研究者是否过分强调中国文化的“统一性”，对地方传统的“多元性”关注不足；还有一个类似表述：研究者如果没有摆脱“国家”的羁绊，是否能够真正了解“地方社会”。尽管我们已多次指出这类二元对立的概念于实证研究无甚裨益，但“民间”、“多元性”、“地方社会”等标签，仍是不少研究者手中挥舞的符咒——却也是障眼罩——使他们漠视复杂的事实折射出种种二元概念的悖论。当这些讨论显得有点胶着的时候，耶鲁大学政治学、人类学教授斯科特的新着《不被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无政府主义者的历史之一种》（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终于在2009年面世。近来，学者们在讨论到上述问题时，常常会抛出一句：“你看了斯科特的书没有？”于是，大家就表示已看或会看，甚而把他本人请来现身说法。就我所知，至少有两场颇为精彩的讨论，一是2007年12月在中央民族大学的讲座，二是2010年1月在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的演讲和讨论。我参与了后一次，读了前一次的记录，感到斯科特从东南亚“Zomia”提炼出来词锋犀利的观点，与我们在华南研究中所面对的许多前提与获得的经验，如出一辙，值得吞吐细味。 斯科特及其同道所言的“Zomia”，大体是指由越南中部到印度东北部、横跨东南亚五个国家（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缅甸）及中国四省（云南、贵州、广西及四川一部分）约300公尺以上的山地。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些高山地带成为许多人选择逃离平原王国的去向。在“逃离”的过程中，他们采取刀耕火种、不用文字的生活方式，来抗拒平原王国的武力征伐、税收和征兵。这种状态在19世纪后渐受威胁，特别是二次大战后，民族国家变得无比强大，觊觎着边缘地带有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天然资源，国家政策让平地的人向山地迁移，而所谓的文明过程就是山地被平地人逐渐包围的过程。换句话说，“Zomia”这块世界上最后一块没有真正被国家管理的地方，已逐渐“失守”。20世纪的丛林游击活动，也许可视作这远古的历史过程的现代残余。 从政治学角度来看，斯科特着作的确是东南亚无政府主义者历史的“一种”——我们不要忽略其副标题中那个“an”字的深意，正如他在香港大学演讲的题目“Introducing'Zomia‘：Site of the Last Great Enclosure Movement of （relatively） State-less Peoples in Mountainous Southeast Asia”那个加上括号的“relatively”同样充满了潜藏的意味。同时，斯科特着作对人类学自确立以来便提出的议题——人类的文明历程，是一个十分精彩的回应：“刀耕火种”和“不用文字”是一种政治选择，而不是文明落后的表现。这种“自我蛮夷化”的状态，实质上是山地人的“自决”策略。与文化相对主义解释文明的不同相比，斯科特的见解显然更重视当事人的主观能动性。 作为人类学家的斯科特还“读”出了口头传统的弦外之音。在许多无文字社群的口头传说中，都会说他们以前曾经是有国王有文字的，只是后来文字丢失了，国王也不再在场。这样的故事隐含着一种可能的事实——从长时段的向度出发，山地人的祖先可能曾经是离开谷地国家的人。换句话说，山上的人和谷地的人之间是不断交换的，但这样的来回游动并没有改变特定时空中的人群自我定位而导致的人群裂变。 斯科特政治学的敏感和人类学的睿智，铺开了一幅颇具批判意味的人类文明史长卷。我们从中可看到西方人类学家和中国历史学家对话的可能，看到了历史人类学的实践和体现。 不论在着作还是在演讲中，斯科特都用了一个按等高线制作的立体地图来比喻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地理，用红墨水在这个立体地图中的晃动来比喻平原王国的扩张，以说明其高地理论。这个立体地图没有放置小人偶，也缺少精密的时间刻度，因此也较难展示人们在不同时候选择下山或上山的过程。但正如其本人所说，他提出的只是一个思辨的观点，有着两千年的跨度，证据体系还有待建立。斯科特面对的是一个长期以来无文字的世界，他通过阅读欧洲人进入这个世界后所产生的西文文献（历史学），通过目睹和聆听20世纪后这些尚存的山民的日常实践和口传故事（政治学和人类学），去想象这一世界的人类从19世纪上溯二千年的文明，即迁移和定居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过去30年来在华南从事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学者采取的研究路径与斯科特是一致的，通过反读识字者（往往也是征服者）生产的文献，我们企图理解识字者制造这些文献的历史，并且从中读出不用文字者的生存状态和策略，从而把作为能动者的人重新置放在这张立体地图之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