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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学创新研究能力提升的路径选择 蔡禾 如果说中国这块改革开放的热土为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最丰富的原材料，使其有了发展的“地利”，那么“社会建设”目标的提出和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对社会学的批示则为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天时”。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人和”，也就是全国社会学的同仁如何抓住社会学发展的历史机遇，齐心协力谋发展。应该说，与全国其他学科相比，社会学学科在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是一个人际之间关系比较和谐的群体，是一个虽然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和分歧，但是仍然是一个具有相互理解和宽容精神的群体，这恐怕是一个学科健康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不过在面对如此重大机遇和挑战面前，我们学科发展所需要的“人和”恐怕不能停留在人际关系这个层面，甚至可以说这种“人和”是不可能承担起历史交付给社会学的历史责任的。我以为，社会学要想承担起历史赋予得与的使命，抓住发展机遇，使社会学真正成为一门“显学”，就必须提升社会学面向社会经济发展重大问题的创新研究能力。因此，我们需要的“人和”还必须是建立在以下共识基础上的。 第一，在什么是当今中国面对的最为重大的社会学研究问题上要有共识，并在这个基础上凝聚形成“攻坚”的团队力量。这样说不是否认其他问题研究的必要性，但是我们得承认，社会学是一个内容庞杂的学科，而且在任何一个有限的时间内，研究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总是有限的，如果没有重点，没有资源的相对集中，我们就难以在若干重大问题上有所真正的突破。对于学者个人来讲，研究什么完全是个人的选择，而且也不意味只有研究现实重大问题才能出成果、出大学者。但是在当今中国，对于社会学整个学科的命运来讲，只有关注现实重大问题，并在这些问题上有所成就，才能彰显出学科的价值，才能提升学科的地位。对于这一点社会学者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第二，在什么是社会学领域研究的问题上要有共识，并在这个基础上大胆的“扩张”学科的研究领域。在科学发展历史上，学科的差别已经从以对象来区分转为以理论范式来区分，但这个转变并没有被我们许多社会学者有意识的把握住，这导致了两个对社会学极为不利的结果。一是专门去研究别人不研究的问题，即“垃圾箱”说法，可以一旦这些不研究的问题被别人重视就从社会学分离出去“独立门户”，其结果是研究领域不断缩小；二是固守传统的社会学研究领域，但问题是当学科的划分不再是以问题来划分时，其他学科也就开始进入传统的社会学研究领域，一旦他们成功的嫁接本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他们就会在一些社会学传统的研究领域里取得长足的进步，甚至在这些领域里盖过社会学的声音。例如近年来国内在网络研究这个社会学开辟的领域里，商学学科取得的发展已经超过社会学而日益势盛。所以社会学要有一点“扩张主义”，即要敢于去思考和回答长期以来被视为别的学科的问题，尤其是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相关的重大问题。 第三，在学术研究和对策研究关系上要有共识，并在这个基础上推进互补性的发展。社会学的生命力来自于面向社会现实，但是面向社会现实的研究往往有两种取向，一种是学术取向，追求理论的对话和知识的积累；一种是对策取向，追求政策讨论和问题解决的工具价值。我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学术研究成果的评价有他自身的学术标准，这个标准是不应以学术成果的工具价值为尺度的，这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学术理念。但是，社会学要成为一门显学，要得到大众的关注和政府的支持，你就必须要有“经世治用”的工具价值，也就是说，你不仅要针对现实问题，从学理上回答“是什么”，还要针对现实问题，从实践上回答“怎么办”，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对策。对于个体的社会学者来讲，他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做出选择，我们不能苛求两者兼顾。但是在当今中国，对于整个学科的命运来讲，必须两者兼顾，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实现二者相辅相成的发展。我们要防止这两类社会学者之间的相互歧视，要给这两类社会学者的发展留空间。当然，这两类学者也要意识到，在当今中国，能有重大影响的学术研究一定是从重大现实问题中产生的，追求学术研究并不排除关注重大现实问题；而对那些关注对策研究的社会学者来说，也要意识到，真正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有贡献的政策研究一定是以科学的研究为基础的，而要想使你的研究有自身强于他人的特色并能彰显社会学学科的价值，就必须要在对策研究中体现社会学的视野。换句话说，我们要善于从现实问题中提炼出学术问题，也需要在政策研究中找到本学科的理论支撑点。 第四，在对学术争鸣上要有共识，要形成宽容“人和”的学术氛围。我们追求学者间人际关系的和谐是善意的，但是我们切莫把学术争鸣视为“人和”的对立面。学术没有争鸣就没有发展，这是科学发展的铁律。综观社会学三十年的历程，真正有影响的学术争鸣是不多的，更不要说在重大问题上形成有影响的学术争鸣。这不仅影响了社会学学科的学术水平在争鸣中得到提高，也影响了社会学学科的学术影响力的扩散，用今天的话来说，社会学不会“炒做”。当然，要想在一个学科内形成争鸣的氛围，就要有容忍的学术环境。这种宽容第一是对学术新人的宽容，新一代学者往往是接受新观点最快，最具有创新精神的，但是中国学术界“师道尊严”的传统往往使两代学者之间无法形成真正平等的讨论，学术争论往往是在同代人之间展开，难以在不同代学者中间形成学术共同体；这种宽容第二是对不同学术观点的宽容。学术是一定分派别的，只有这样才会有争鸣，即使是对策研究也一定有不同的方案在比较和综合中达到最优。这种宽容精神要贯穿在我们处理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的关系之中，更要体现在鼓励我们的社会学者在对当今重大现实问题进行解释和政策设计时，大胆的触及一些“敏感”话题。 第五，在学科建设上要建立共识，在这个基础上合理规划和规范学科的发展。总体上讲，社会学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相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形势和要求，社会学的发展不是太多太快，而是较慢和不够。不过这个问题要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是这个较慢和不够在不同层次上表现不一样。在本科教育层面上，无论从社会学学生的招生志愿情况还是从毕业后的市场就业率情况来看，目前的办学规模基本合适，不适合再扩大。但是在研究生层次上，无论从招生志愿情况还是从毕业后的就业情况来看，这个市场并没有饱和，仍然需要发展。尤其要提出的是，社会工作的研究生教育更是缺乏，国家至今还没有设立社会工作的硕士学位点。二是我们自身在如何培养高层次人才，规范学科的发展上是否形成共识还值得讨论。这些年社会学在一些评审中通过率不高除了少数人本位主义观念外，可能与学术评价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共识不足不无关系。例如，一篇好的博士论文应该是什么样的？社会工作的专业硕士教育即将展开，那么在专业硕士和科学硕士培养标准上如何区别，我们形成共识了吗？如果我们自身对学科发展的规范没有共识，当学科发展的重大机会到来时，我们就会陷入无谓的内耗之中而错失良机。 以上仅是我个人不成熟的、即席而发的一点看法，绝非针对什么人或者事情，错了请大家批评。谢谢！ （作者简介：蔡禾，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