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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我们如何进行学术对话

http://www.newdu.com 2017-11-07 学苑出版社网站 吕微 刘宗迪 施爱 参加讨论

    【编者按】2006年7月,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了第4届民间文化青年论坛会议。这场出现在吕微和西村真志叶提交论文上的讨论,反映了正处于范式转变中的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界的一个基本问题:研究者主体如何与被研究者主体,与其他研究者主体之间进行平等对话。
    【吕微】
    西村真志叶《作为日常概念的体裁——体裁概念的共同理解及其运作》一文的重要性就在于,她讨论了学术研究中如何与被研究者展开平等对话的“方法”,而这个问题,我以为在汉语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界还是第一次有人系统地介入。我所理解的学术研究中的平等对话,就是不要动不动就把自己的先验概念强加于被研究的“他我”,而是要先行请教被研究的主体自己的概念系统,这也就是格尔兹所谓的“地方性知识”。
    在前些日子关于“两种文化”的论争中,宗迪向我提出了难以回答的问题:学术研究如何可能是平等对话?想了许久,终于想出点眉目。一年来与学生共读索绪尔颇有心得体会,索绪尔讲的就是这个平等对话的问题,而且他不是讲的后现代的临时性平等对话以求共识,而是讲的古典理想的交互主体间的普遍性共识。他的问题和思路至今仍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西村等年轻一代的民俗学者已经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我在吉国秀和祝秀丽等同人的文章中也读到了同样的倾向,我以为在她们的思考中显现了汉语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新的研究范式正在出现。
    中国是个资源丰富的国度,“民间知识”异常深厚,而民间知识首先就是指的民间的知识体系或“概念”体系。我们只有把这些概念体系的内部结构(而不是零散概念)充分展示并与学术概念体系相互并置之后,我们才敢说我们终于可以和民间平等对话了,否则我们永远是在用学术的概念把他我规定为客体。新的民俗学研究范式一定建立在民间知识系统结构得到充分展示以及我们对此问题的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我还是主张要回到学科的起源处,在那里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吉国秀已再次提醒我们,folklore本意就是民间知识,让我们回到学科的本原去吧!
    【刘晓春】
    西村的文章做得非常细致扎实,在强调民俗地方性知识的今天,让我怀疑起男性是否适合做民俗学。
    我为什么会有这一疑问,与我这段时间看到的另一位女性民俗学者的论著有关。因为不得不介入客家山歌研究的缘故,我拜读了中山大学徐霄鹰的博士论文《歌唱与敬神——村镇视野中的客家妇女生活》。她在该书中非常细腻地展示了她与客家妇女之间的交往过程,从访谈、参与中发掘了客家妇女在唱歌与敬神两个精神世界中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在她的笔下,用客家老太太们自己的话语建构了一个我们非常茫然、陌生的精神世界。
    回到西村的论文。在方法论意义上,西村的论文与徐霄鹰的论文具有相同的启发性。她们在实践层面上开始自觉地寻找获得地方性知识的途径,并且开始试图用地方性的话语、知识体系来建构她们所面对的世界。
    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民俗学到底与人类学有何区别?粗略看来,似乎没有区别,区别的只是人类学的根基在于研究异文化,而民俗学主要是研究本土的历史传统;人类学是通过看他人来看自己,而民俗学则通过看自己的过去来看自己的现在。不知道理解是否合适,但是,认真细究起来,民俗学跟人类学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两者的学术旨趣完全不同。同是研究地方性文化,人类学在研究的时候,总是带着自己的文化有色镜,因为它是为了寻找自己的文化参照。而民俗学如何做出区分呢?民俗学应该是在与对象充分沟通交往的基础上,获得地方性的知识体系,用地方性的话语体系,梳理地方文化的逻辑。在这个基础上,我还是不敢说,我们可以跟民间对话了。我总觉得,田野中的民俗学者是寂寞的,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幽暗的存在,永远都无法达成相互之间的理解。民俗学者只能是尽自己的努力而已。
    民俗学是否仅仅止于建构地方文化的逻辑呢?我觉得民俗学还有它另外更高的旨趣,就是从地方文化逻辑出发,批判、颠覆现有的关于地方文化的固有成见。如此,人们才可以看到民俗学的强大威力。西村的文章在这两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祝秀丽】
    吕微的文章讨论的不仅是语言问题、翻译问题,也在哲学和方法论层面对本土文化研究做出了反思。
    特别是,“言语暴力和文化殖民”的讨论,点中了许多研究者在使用西方理论和方法时不警觉的弊病。我们并未清楚地意识到“话语殖民”的问题,只把解决问题放在第一位,殊不知在手段与目的之间,不能忽视文化、历史,乃至哲学背景的鸿沟,更不能放弃或无视本土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作为主体的话语权(即主观建构和自我陈述)。这是与理科所研究的物质世界的不同之处。文化在世界各族群中播撒的种子不同,我们在观察文化种子的同时,还得回归到它的土壤之上。
    那么,在实践中,如何回归到土壤上?西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践方案,适合于概念的民间捕捉。而文本的意义如何获得主体的自我陈述,这也要实践者的努力。
    【吕微】
    人类学者和民俗学者早就考虑“土著概念”,人类学者在田野报告的前面或后面附上“分析的”和“土著的”词汇对照表早就形成惯例。民俗学者也早就研究过行话、黑话之类的“切口”,《切口大词典》是其证,曲彦斌的研究则是其中的佼佼者。但现在我们发现,土著概念的“解”在不同的人那里被使用时内涵和外延也是不同的,不是一本字典就能解决全部问题。西村注意及此,令人甚有兴味。
    但是,我以为,为什么同样的“拉家”([日]西村真志叶.作为日常概念的体裁——体裁概念的共同理解及其运作[J].民俗研究,2006,2)的概念内涵在不同的人那里具有不同的概念外延,却又不妨碍人们在使用中指涉同一经验对象,不是一个可以用一句“习惯”和“非理性”就一笔带过的问题。当然索绪尔对此会说,这不是他的共时性语言学范围内的事情,刘魁立先生也会说,这是外科手术的事,不关我内科诊断的份。但清楚的区分不等于含糊的定性。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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