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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微这几年的文章希望从民俗学的角度探讨人文社会科学共同关心的问题，学术伦理、生活世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何以可能等等重大的学术命题，反映了吕微的学术雄心，从而让人们看到了民俗学可能发出的声音与力量。但是，在现代社会科学的地盘中，民俗学其实是一个非常弱小的学科，学科的一些基本概念、命题，仍然只能解决学科形成初始阶段的问题。在当代社会，中国民俗学基本没有为社会科学贡献独特的命题、概念，要用这么一个弱小的学科，几乎没有学科基础、没有对话能力的学科来橇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宏大命题，在我看来，民俗学扮演的角色无异于大战风车的堂·吉珂德。吕微在一直在努力，并且对民俗学界年轻一代学者产生影响。这种努力，如果仅仅只是停留于小范围的学术概念、术语的辩难，而没有将自己对这些哲学概念、术语的理解转化为一种更为普适的语言，概念、术语就无法形成一种对其他人的学术思想产生影响的观念，也就无法形成民俗学研究的新的问题意识。 2． 一种新的范式？ 西村的论文刚出来的时候，我曾经怀疑过自己是否适合做民俗学研究。她非常细腻地展示了田野调查中获得的材料，在论文的第二部分，用当地人的话语向读者展示了作为日常生活的“拉家”，向读者表明，只有从地方性知识的系统出发，才能够理解“拉家”，我觉得她的论文第二部分是最成功的。第一部分只不过是通过一个个个案来分析了学术概念与日常概念之间的差异，至于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有多大的学术张力，西村自己并没有解决，我们只是从吕微的阐发中看到了其中的意义，这是否属于西村的本意？是否存在过度阐释的嫌疑？学者的分类系统本来与民间的分类系统就存在巨大的差异，还原民间的分类系统，这是民俗学者在田野调查、学术研究中不言自明的应有之义。所以，我并不认为她的研究代表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我只认为，从她的论文当中，我们看到了充分展示地方性知识的力量，我们已经到了真正强调地方性知识的时候。 从西村论文的个案，是否可以说，从田野访谈出发能够反思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根据这一个案，能否上升到一种普遍的反思意义？况且，这种方式是在干扰了当地人日常生活的前提下进行的。表面看来，西村似乎融入到了燕家台人的日常生活，但是不管她怎么做，她都无法真正地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之中。她的许多材料，我们无法知道她是在一种什么样的语境下获得的。比如在小卖部、礼堂、药房以及村民家中等等，她是通过什么方式获得的？别人如何看待一个外来者对于一些琐碎日常生活的孜孜以求？这些背景将如何影响到西村的访谈效果？这些都是可以质疑的。田野，是民俗学的利器，但绝不能因此而迷信表面看来似乎非常科学的田野。对于民俗学者来说，他／她面对的对象永远是一个幽暗的存在，民俗学者永远都无法揭示对象的真实，他／她写出来的田野报告／研究论文永远都是自我建构的产物。难道西村的不是吗？就拿她最好的那一章“拉家概念在日常生活中的运作”来说，她从场地布局、拉家在日常生活节奏的安排、拉家群体和成员类型等三个方面进行描述，这些不是燕家台人的语言，也不是燕家台人的分类体系吧。 民俗学者只有不断地反思自己的田野，而根本不可能从民俗学者的田野访谈来反思人际沟通的宏大问题。 【刘宗迪】 吕微最近喜欢谈论索绪尔，总想把“所有的”的问题都奉献给索绪尔。比如西村关于燕家台“拉家”概念的界定，西村讨论的是日常话语的问题，因此她用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作为思想工具可谓水到渠成。后期维特根斯坦彻底清算了二元论的语言观，不是把语言作为一个静止的现成的对象，而是把语言放回到生活世界中，他关心的问题不再是语言和意义、词语和事物、指与被指的关系问题，而是语言在生活中如何发挥其作用的问题。由此引发了剑桥学派的日常语言哲学。对这个学派而言，语言和意义的关系问题不再是有趣的问题，甚至成了在形而上学二元论基础上提出的假问题。对于他们而言，语言是人们在生活中达到目的的工具（以言行事），所有语言首先是实践性的，表现性（或者说理论性的）语言只是实践性语言的一个特例而已，只有对于这种语言而言，才存在“意义问题”，这种语言其实就是学者们使用的语言。但学者们坐井观天，误以自己语言的特例为人类日常语言的通例，因此就把本来只有在自己的语言圈内才有意义的“意义问题”扩大成了整个语言的问题，问题超出了定义域，就成了注定无解的假问题。 对于日常生活学派而言，语言既然是一个实践的工具，那么，对于他们而言，有趣的问题就是这个工具在生活中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如何避免被误用的问题，因此，他们探讨了“以言行事”的各种形式（语境和句型）。 在日常语言学派的意义上，要界定一个词语的意义，就不是给出一个一劳永逸的界限分明的定义的问题，不再是语义学的问题，而是归结为语用学的问题，即描述一个词语（语言行为）不同的使用语境和用法，而这只有通过把这个词语和其他与之相关和相似的词语的用法和语境进行区别才能做到。 而西村关于“拉家”的界定就是这样做的，她用绣女般的细心把拉家跟一些与之相关、相近和相似的语言行为进行了界分。因此，西村的“拉家”研究与其说是一个民俗学的个案，不如说是一个语用学的个案。 日常语言学派心目中的词语，就好比一个钳工师傅工具箱中的锤子。想一想一个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学徒工在第一眼看到锤子这件工具时（假如他从来没使用过锤子），他会如何学习锤子的用法？他肯定不会从询问锤子的定义出发，而是看着师傅如何使用锤子，用它钉钉子，敲铁片，砸楔子，甚至钉鞋子，而他发现师傅从来不用其他工具（比如说锯子、钳子）干这些事情，但他发现师傅偶尔会用另一种类似的工具（比如说斧头）干这些事情，于是，经过一段时间，他就掌握了锤子的用法，即用锤子干一些和师傅一样的事情，并知道如果手边没有锤子，用斧头也是可以的。再过些时日，他甚至会比师傅更熟练地使用锤子，比如他可以用锤子干一些师傅从来没有用锤子干过的事情。这就像一个人学会了一个词语，就可能用它来表达一些前人从来没有表达过的意思一样。 燕家台的“拉家”对于西村，就像工具箱中的“锤子”对于学徒工一样；而西村认识“拉家”的过程，也和这位徒工学习锤子的使用技术一样。“拉家”就是燕家台村民的语言工具箱中的工具之一，拉家的语言行为就是燕家台村民许许多多语言行为中的一种，西村的任务就是要识别这种语言工具和其他语言工具的区别，以及这种语言行为与其他语言行为的区别。 因此我认为，西村这一研究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日常语言哲学的学术操作，也是一次精彩的语用学研究。因此从后期维特根斯坦和日常语言学派的观点看待西村的这一研究就是顺理成章的。 索绪尔跟维特根斯坦和日常语言学派的语言观恰恰是南辕北辙的，在后维特根斯坦和日常语言学派看来，索绪尔关于语言和意义的讨论已经是没有意思的问题了。他们关心的是语用而非语义，关心的是语言世界之内的事情而不是语言和世界的关系问题（在他们看来，根本就不存在一个语言之外的世界。西村本文的所有工作都是在燕家台的语言世界之内进行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