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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4:李家父母当时是较早放弃粮食作物转为种植暖棚草莓的农户之一,故有一些积蓄,“摆的席面高级”,散发的烟也比其他人家贵几元钱。其他种植暖棚草莓的农户经过商议后都随了20元的礼,其余街坊依旧随了10元:一方面在吃席时不免觉得愧对主家,让主家吃了亏;另一方面也在私下埋怨这些“有钱的”“不顾乡亲礼”。 主客礼金失衡的情况又可具体分为两种情形。一是亲戚之间的经济分层,如在前文案例2中提到的李家小儿子,2012年其大姐结婚时随的是500元的礼,2014年大姐的还礼却高出一倍。二是乡亲或同事中有求于人者,比如王家为小儿子上学而需要在县城教育系统工作的李家帮忙,恰逢李家办事,于是王家的礼比普通乡亲高了一百元。但无论哪种情况,礼金付出与回收的不对等背后,都是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换言之随礼其实是一场交换。大姐给弟弟更多的礼金以期换来其对父母更尽心的赡养,王家给李家更多的礼金以期换来其手中的教育资源,而这种交换的必要性又是建立于各自手中资源的不平等中:大姐由于工作原因在地理与时间上都无法照顾父母;李家虽然拥有教育资源,但在村庄事务中也离不开乡亲的支持网络。可见,经济分层给礼金失“随”提供的不止是可能性,还有必要性。此外,参与仪式的单位已经鲜有三代的家庭,因为村中大部分家庭一旦儿子结婚便随即分家——虽然有的家庭仍然会居住在同一个院落内,但是父母会住在东西配房,年轻夫妻则占据正房。即使大多数外出打工的青年尚未娶妻,也会作为独立的单位参加村中仪式,以自己的名字随上一份礼,并且通常高于在家务农的父亲的礼金数。 综上所述,“随礼”的失“随”是从业缘与地缘两个方面开始瓦解的,虽血缘在一段时间内与其进行了博弈,但最终亲戚礼中的统一标准还是被经济分层所瓦解。 下面便从整个村庄着眼,试图描述失“随”的整体状况。通过深入访谈与查看账本,我们将东委村二十多年来随礼的情况做了大致整理。需要说明的是,在1990-1999年间,关系好的亲戚与朋友不会直接拿礼金,而是送“帐子”(当时一种比较高级的版面)、镜子、暖壶等,在此为了方便比较,将它们折算成现金的数目。2000年至今则已经鲜有人将实物作为礼物带到仪式中,只有仍在农村生活的会蒸好四十个半斤的大馒头作为礼物,供主家在席上作为主食招待客人(约合50元人民币),外加50元或100元礼金。此外,受实际情况所限,我们无法获得二十年以来东委村较为精确的收入数额资料,因而无法比较礼金占收入比重的变化趋势,也未引入通货膨胀这一变量,只是村民在访谈中表示感觉人情负担在加重。下表着重比较的是随礼过程中的“失随”现象。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礼金整体在呈上升趋势,上升速度也持续加快:主流礼金数从每十年一个档位,到每五年一个,到近几年更是每两三年就有一次提升。乡亲礼与朋友礼逐年上升,直追亲戚礼。辅以访谈还可以发现,以2000年为转折点,礼金的提高由“齐步向前”变为了参差不齐,一部分人在提高礼金,一部分人在勉力追随,而另一部分人则掉了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