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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你是比较喜欢开放自由环境了？ 翁：是的。我们的督教要求严格，可是给我们的思想空间却很大。后来我也享受到严格要求的好处。它是从生活上要求起。比如，宿舍的管理，各种要求规定清清楚楚，虽然多，但是没有什么矛盾而让人无所适从的地方。学校也提供很好的设备，所以实行起来也没有什么碍难之处。我们辅仁那个时候是4个人一间房，这在当时是很宽敞舒适的，台大当时是十几二十个人一间。每个人进学校的时候就购买一套统一的日用品，像床单被套枕头套这些东西，所以整个房间的色彩是很协调的。学校规定我们人不在床上的时候，就得把床铺理整齐，虽然不规定我们一定要叠成“豆腐干”，但是都得铺叠好。我们有衣柜、鞋柜、食品柜，当人不在宿舍的时候，书桌只能剩下书，其他的杂物都应该放在该放的地方。不像其他学校的宿舍，被服用品都是自己带，颜色各不相同，学校也没有提供存放衣物的设备，脸盆、拖鞋、毛巾到处乱放，一进门五颜六色非常杂乱，学校也都不管。我们是修女每天来检查，要是被她们发现房间不整洁，物品乱放，就倒大霉了，被找去训诫不说，还得记点，会影响下一年申请宿舍的权益。我们就这样逐渐养成了随手保持整洁的习惯。我觉得这样的生活训练不仅是把房间整理干净而已，还能建立起一个起码的生活美学观，比较容易培养情绪上的宁定。我想您也了解，情绪上宁定了，心灵思想才有可能高远。 徐：辅仁的图书馆专业你读了多少时间？对你有什么好处？ 翁：4年。好处方面，我想首先是搜集资料的能力比较强一点。这项能力是图书馆专业培训学生的一个重点，所以能够学到比较有效率的方法及信息，这个对作研究来讲是蛮有帮助的。还有就是我的思想组织能力。图书馆的管理非常强调组织，因为有一个好的组织系统，才能让使用者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所要的资料。耳濡目染之下，也就培养了一些组织能力。我几位指导教授都跟我提过，我写的东西基本上层次分明，逻辑的关系也算清楚。这个跟我当时在图书馆系的4年训练还是有关系的。 徐：我从你《台北妇女身体观念》这篇文章里面已经领教了你的风采了。那你读图书馆学怎么又进了清华大学读人类学呢？ 翁：大学毕业以后，我没有进图书馆工作。因为我们系的学生从大三开始，寒暑假都得去图书馆实习。当时图书馆经营的概念还不是很现代化，透过这个经验，我觉得图书馆是个很沉闷的地方，很多制度不合理，也不太受得了进去就等退休这种感觉。到毕业的时候，因为课业成绩不错，就留在系上当了助教，这个经验让我发现教书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 后来有一个很巧的机会让我进了台大史丹福华语中心，这是专门教外国人说中国话的机构。我有个朋友在那里，他们当时需要人，请里头的老师们推荐。我那朋友跟我同是大学辩论队的代表，所以知道我普通话说得不错，口音很标准，就想推荐我。我听是给老外教中文就觉得非常有趣，而且是国际知名的学语言地方（在大陆开放之前它是全世界最好的学中文的地方），所以就答应去试试。当时我们俩都没把握我能不能考得上，因为那个考试有点难，又是内举，等于已经刷了一次，所以去应考的人当中，大多是有教学经验的人。没想到我竟能通过考试。既然考上了，工资又高，自然就进去教书了。真是机缘吧，这个工作让我有机会认识很多有名的学者，包括 B. Pasternak、 James Watson等人类学家。他们来进修中文，我则从他们得知学术研究的乐趣。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我对人类学研究的兴趣，可以说是在这里，由这几位学者给启蒙的。这样看来，这个工作可说是我生命中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徐：那个时代很多老外都到台湾去，因为大陆不能来就只能到台湾去。 翁： 是的。史丹福中心的学生，除了美国各大学的教授来进修外，大多是汉学专业的研究生，都来自名校，像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哈佛等等。这些学生非常优秀，又用功，中文的底子也算厚，只是语言表达不好。在教书的时候，他们常常问我有关中国文化的问题。开始因为我对人类学没有什么了解，只能给一些民俗式的回答。可是学生很优秀，民俗式的解答多半不能满足他们，所以他们会追问民俗背后，比较本质性的思想问题。这类问题，我多半都回答不了，我还记得当时那种窘况。可我又不愿意敷衍，所以就开始自己去找书找资料，想要满足学生，也满足自己。我从小就对文化性的、社会性的事情有兴趣，成长的过程中又因为常参加演讲、辩论以及作文之类的比赛，对这类的问题一直都有关怀，也有一些浅薄的思考。所以虽说动机是为了响应学生的问题去找答案，实质上我自己也很想有更深入的了解。我就在这一来一往找书读书的过程中，察觉到人类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虽然也发现人类学在台湾是很冷门的学科，却反而激发了我想要一探究竟的欲望。就这样一路从民俗性的介绍读到学术性的论文，主要是李亦园先生的文章，真是一发不可收拾。因为直到这个时候，才觉得我此前对社会、对文化、对人的看法和思考在这个地方找到了焦点。对于我这是非常大的喜悦，因为一直以来，我思想上的渴求和对生命的探索都没有什么焦点，现在等于说是找到了一个着落。自己摸索着念了一段时间后，就想进学院了。我知道如果对一个学科想要有一个系统性的了解，就得去考研究生。有这个想头的时候，离研究生考试的日期只有三个月，准备考试其实有点仓促。但是这个想上学的欲望太强烈了，推着我不顾一切的开始准备，那真是废寝忘食，一心一意的念哪。我家人都不相信我是玩真的，从没这么用功过。总算运气好，让我考上了清华大学研究生，就当了李亦园教授的学生。 徐：你跟李先生两年攻读硕士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翁：对学问的尊重，对人的关怀。 徐：你跟李先生两年的硕士学习，李先生很关怀你。不仅是过去，包括到今天吃饭的时候都表现出李先生大师的风范，你觉得李先生的人格魅力在哪里？ 翁：哎呀，这很多啊！“横看成岭侧成峰”，很难一言以蔽之啊! 徐：我跟李先生的认识跟你有一个非常相同的过程。我开始只是看李先生的书，知道李先生在台湾学术界非常的出名。在1995年，我们跟费孝通先生开始举办了一个座谈。1996年元月，他也来了。当时我们是有通讯联系，但是我没有见过他。我到北大，第二天早上去餐厅吃早饭。当时是乔先生坐在我对面，刚好看到了我，就跟李先生介绍我。我非常激动，立刻快速的走过去。因为他是我很想认识的大家。当李先生跟我握手并说“我终于见到你，我非常高兴见到你”之后，李先生对我们的关心一直就保持下来了。感觉相当于一个慈祥的父亲。我当时发言的题目是“汉民族研究的人类学意义”，我的评论人是乔先生和李先生。他们的评论对我有很大的鼓励。李先生说：“你所说我想用人类学的理论来作汉民族的研究，对我的发展是非常好的。”但是，在鼓励的同时，他们两位也指出了我不到位的地方。 以后我每次去到台湾，他都邀请我到他家。我第一次去台湾，他请我去吃饭。他邀请我到台湾最好的餐厅，在世贸大楼第32层。而且他特地打电话告诉我不能穿牛仔服过去，必须穿西服。李先生叫庄先生等陪我去了32层。而且在我离开台湾的早上，他还叫他的司机送我到机场。这些都是生活上的关怀，我跟你同样的感觉。另外，李先生对我们学问上的关怀也是十分真诚和细致，包括我们这次召集论坛，李先生早就表示了他的关怀。我请他作顾问他就一口答应。这次他的演讲也准备得很充分。2002年我在台湾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说了，人类学家要关怀人类的生存。到现在关于这个课题，他起码已经考虑了两年。所以，我觉得大陆的很多学者都从他那里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无论是学问上的还是生活上的。这是我的感受，可能我讲的多了一点，但这确实是我的真实感受。 翁：真是这样的。李先生他非常的慷慨，不是说花钱大方的慷慨，而是他很乐于助人，我们有什么需要去跟他说，只要是他可以做得到的，他都会帮忙。 徐：我到他家里很不客气，什么书我都想要。他都说我一定想办法帮你。他有一本书，自己也只有一本了。他就把他儿子手中的那本给我，所以在这一方面他真的是很慷慨。 翁：是啊，而且他也很细致，很细心。他外表看起来很阳刚的一个人，嗓门儿又大，以前身体好的时候，讲起话来中气十足，大都不需要麦克风。其实李先生非常温柔细致，就像刚才徐老师提到的，他会体贴人的需要，会使人免于尴尬和不舒服，不管什么人，他都是这样，很能替人设想。 徐：我们很多大陆去台湾的学者都是这样，到李先生那里去听李先生做一次演讲绝对有很大的收获。我听李先生好几次的演讲都有很大的收益。 翁：我完全同意。就像他今天演讲的一些概念，作为他的学生，我原来也都了解的，可是今天听他讲，我还是写了好几页的笔记，得到了好些启发。他的文章也是这样，每一次读，都能有不同的体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