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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所以我跟我的学生说听大师一次演讲是受益无穷。因为我觉得他的学术非常的成熟，作为一个大师，他学术的成熟对我们是非常有用的。这种成熟就是我们在追求学问过程中，他的一句话和一个报告可以顶替你可能想一年的东西。他的点拨，你就可以马上活学活用，会让你豁然开朗。所以我很愿意听他的演讲。无论有多大的困难我都要我的学生来听。 翁：做你的学生也很幸福，你很能给学生营造学习的环境。 徐：如果是这样，我也是在李先生那里学的。 翁：我自己也是。我教书备课的时候，常常不自觉地以李先生为榜样。在我刚开始教书的时候，李先生很关切，给了我很多指点。我备课的时候，是把上课要讲的话，几乎每一句都写下来。自己在家讲一遍，看看时间够不够、内容够不够周全、条理够不够清楚等等。我会这样做，一方面，我自己的个性是这样；还有就是李先生在指点我怎么教书时，告诉我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真的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他让我了解，他的学问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他在台前这样的组织和有条理，这样的深入浅出，真的让我觉得做学问不能有侥幸，尤其是我们做人类学的东西。你看我们的资料都是田野，一句一句的访问、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观察，一点一滴，从许许多多有用没用，有关无关的资料里面去比理出来的。我觉得作为人类学者是特别需要有脚踏实地的态度和功夫，你做一个月的田野和十天的田野，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徐：因为我跟李先生交往，向他学习。我总是想找个机会来讲一讲。我们很多朋友也都讲，李先生的书一定要买。 翁：对！他的文章，嗯，怎么说呢，就像肥沃的土壤，养分充足，看了是会长出东西来的。他的书我都有，而且都放在手边。不管教书备课或是写文章找养分，总能用得到。 徐：李先生也是非常有责任感的。他非常关心我们的学报。我们这两期的学报质量，英文翻译有问题，李先生看到后马上打电话给我们。《光明日报》想报道我们。我在电话里跟李先生说想请他对学报写点评论。李先生说:“好，我愿意写。”而且要我在最短的时间里把缺的三期学报寄给他。他把我们所有的学报全部放在他家书房的显眼处。十年了！我现在想请你把怎么从清华毕业的情况说一下。 翁：读清华时，我两年就毕业了，算是快的，听说我这个记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类所的学生打破。我能顺利的在最短时间内毕业，除了李亦园、庄英章、潘英海等几位教授多方的指导外，从我自己这方面作为一个学生的本分来看，我想一方面是我一反过去一边玩一边念书的态度，努力用功，专心向学；另一方面是我一进研究所就确定了硕士论文的题目、方向，没有多费时间一再考虑这方面的事情。 毕业的时候，对于要不要继续念博士还有一点犹豫，因为当时台湾还没设人类学博士班，要念就得出国去。您也晓得，出国念书是件大事，有许多事情得要考虑要准备。刚好那个时候李先生与庄英章教授正要开始推动一个跨两岸的大型研究计划，是人类学的第一个两岸计划。承蒙庄先生看得起，让我去当计划的助理，主要负责行政的部分。我就一边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工作，一边考虑要不要出去念书。中研院是一个学术气氛很浓厚的地方，在院里，碰到的大半是研究人员，谈论的都是研究上的问题，处理的也都是研究上的事务，人在里面会很自然地觉得学术研究是很美好重要的。就这样慢慢地觉得，如果自己也能参与，就可以为知识系统尽力，也能满足自己对社会文化，乃至于对人的关怀；再加上几位老师的鼓励，就决定朝出国念书的方向作准备。 申请学校是非常磨人的，我就因为怕麻烦，只申请了英国爱丁堡大学。爱丁堡大学的名声很不错，又在苏格兰，很特别。他们很快就给了我入学许可，这下我就不想再申请别的学校了，免得劳民伤财。后来是李先生跟潘英海老师都问起申请学校的事，都觉得我不应该为了怕麻烦就不给自己其他的机会，尤其李先生认为我应该试试剑桥牛津。我想两位老师都说话了，讲的也都有道理，就再申请了两个大学。一个是圣安德鲁斯大学，就是英国黛安娜王妃的大儿子威廉王子现在念的大学，另一个就是牛津大学。我没申请剑桥，是因为当时剑桥没有适合我研究主题的老师，而且他们似乎比较偏应用，牛津比较偏古典理论，我比较有兴趣。没想到两个学校都给了我入学通知，我自己也吓了一跳，因为我听别人说牛津录取是很严格的。结果录取了，反而我自己又犹豫了一下。因为录取之后，我去打听了一下，别人都告诉我牛津进去不容易，出来更难。每年要大考，都要去掉一半人，这就让我很犹豫。可这种没信心的样子，挺没出息的，我也不敢跟李先生去说。又想去又不敢去，翻来覆去，就是不能下决心。说到这里就得提一下我的爱人了（当时是男朋友），他给了我临门一脚，让我决定去牛津。他说：“如果你去别的学校念，要我等你几年我觉得不是很情愿；但是你去牛津，我心甘情愿，几年都等！”说良心话，如果没有我先生的激励，我可能就打退堂鼓了。 徐：讲到这里我不得不多问一句，你是一个很优秀的女人类学家，也是中美跨国婚姻。他是学生，你是老师，我就想听听这段故事了。 翁：他本来是密歇根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博士生。因为学科的需要就来史丹福中心上中文。他来上课的第一堂课就是我教，可我们不是一见钟情，我们的感情反而是他离开史丹福中心以后慢慢培养起来的。后来我们谈起在学校时对对方的印象，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认真的学生，很用功；他也觉得我教得很好，是个要求很严格的老师。因为我教得好，他愿意学。我是严格的好老师，他是用功的好学生，就这样的印象。 我们的制度是学生到学校念一年，或者是两年，而且每个学期基本上都是不同的老师教。本来他第一年念完也是要回国去的，但是他感觉语文能力正是要有较大进步的时候，而且也开始对台语感兴趣，他的博士论文是有关台湾歌仔戏的研究，所以就打算再留台湾一年。这样一来，他就需要找家教，就找到我了，因为他觉得我教得不错，也很负责任。说真的，家教钟点费比学校钟点费多，而且我当他的家教老师以后，不是按照学校制式的课程安排来上课，而是按照学生的需要来上，比较能自由地发挥。后来他发现我也学戏，所以我们上课的内容会偏戏剧。有时候他也会请我跟他一起去看戏，让我帮他讲解一下。因为要去看戏就需要吃晚饭，五点半下课七点半看戏，他就请我吃晚饭了，吃饭的时候自然会多聊一些。我觉得我们是细火慢炖型的，因为相处的时间多了，我们谈话的内容也多了，对彼此的了解就开始涉及到一些生活上的事了。他也谈台湾社会，有自己的想法，会谈到理想价值，慢慢地我就觉得这个人不错。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开始要发展到男女朋友关系的时候，我跟他说我不大喜欢去国外生活，如果我们想要继续发展的话，就需要他考虑长期地住在台湾。结果他就消失了几天，起先我觉得是我把他吓跑了，心里还觉得有点惆怅。没想到过了几天他就跑回来告诉我，他好好的想过了，虽然不敢保证能够完全接受台湾的生活，但是愿意试试看。那我还能说什么呢，当然就接受啦！我们两个人一方面是夫妻，一方面又是彼此最好的朋友，我很珍惜。他这个人非常温文尔雅，不是他的外表，而是他整个态度。他每次回家一看到我们家的灯，如果是客厅灯亮，书房灯熄。他就又喜又忧。喜的是今天晚饭有着落了，忧的是我大概写论文不大顺利，心情不好了，才会坐在客厅里。如果回家看到书房灯亮着，客厅灯熄着，也是一喜一忧。喜的是我写论文很顺利，忧的是没有饭吃，要自己打电话叫比萨。我们在一起是非常开放非常自由的，我们都鼓励对方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我先生对我没有任何的要求，他只要我做我喜欢的，让我快乐的事情。开玩笑的时候，他会对我说：“亲爱的，我对你别无所求，只有一样，请留着长头发，不要随便剪。”这和我很一致，因为我从小到大都在自由和开放的环境里生活的，不爱管人，也不爱被人管。 徐：你们这个跨国婚姻是很好的模式。 翁：可是我们也有文化上的不理解，也常常引发矛盾。不过还好我们两个都是理性的人，我们磨合的过程对我来说也是成长。我给自己先说清楚，然后再传递给他，让他也清楚。我向他说明为什么会这样，让他了解怎么会这样，希望他认同。我也从这个过程里面，更加了解中国文化以及我自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