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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人类学或许还有社会学对历时性研究注重不够，往往偏重于共时性研究。 曹：确实如此。其实，东、中、西、南、北不同区域的三农研究，可称为共时性研究，而将改革开放近30年放置到共和国近60年历史中去研究，将近60年放到鸦片战争后160年中去研究，再追溯到1500年，或更早宋代去研究，再远不必追溯了。这是历时性研究，要将这两个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如果只为撰写硕士或博士论文，到一个点上去收集点资料，塞入一个洋框架，再加上点自己也没有弄明的西方理论与概念，这样的研究在学术上是无效的。很令人痛心的是，这恰恰是我们当下的“学术规范”。 徐：关于三农研究，你还有哪些建议呢？ 曹：除了上面所说的区域布点、历史延伸外，我的最后一个建议是要开展国际比较，如今各学科的国际比较很盛行，但都与美国比较，我说研究三农的，无法与美国比。如今美国人口3亿，耕地28亿亩之多，农业人口已降至2%，农业产值占GDP的1%，每个农场面积数千顷，高机械化，还有政府大量的农业补贴，这怎么比，硬要比，也只具有相反的意义。我所谓的国际比较，首先要与我们的邻居印度比。无论从历史、人口规模、耕地、建国后的三步走政策等来说，可比性较强。很可惜，我们对印度的三农情况很不熟悉，评著之少，令人感叹。而我们对欧洲的历史已达到如数家珍的地步了，当然，我们对欧洲各大国工业化早期的城乡主义、土地制度、农村人口往城市的迁移，农民工、城市贫民窟的形成史等等也缺乏研究，这段历史对欧洲学者来说早已过时，他们关注的是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问题了。我曾想组织人员翻译一套丛书，全部取材于欧洲各大国工业化前期的城乡问题，这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或有一点参考价值。 徐：你的上述建议是不是就是你未来的研究计划呢？ 曹：徐教授，我在此声明，这只是对那些有志于研究中国三农问题大而言之，是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朋友的一点建议，决不是我的研究计划。即使有些宏图，也非我能够完成。我年近60，已老眼昏花，旋踵即忌，即使心有余，也力不足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有一大特点，即喜欢将“中国”作为思考的对象，这或许是儒家“家国、天下”情怀的历史遗存吧，或也是近代中国贫穷积弱，落后挨打而激发出来的追赶情怀吧。将“中国”作为思考对象，一切思维的头脑遭遇到三大难以逾越的挑战：一是中国历史甚长，悠悠浩瀚；二是中国甚大，区域差异使你不敢下一般判断；三是近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变化太快。我在90年代中就将这一令人眩目的变化称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然，中国自近代以来，各代知识分子都认为国已处于“剧变”之中。这些年来，我内心反复浮起庄子的警告：“吾生也有涯，而知无涯，以无涯逐无涯殆矣。”幸而，中国新生代学人，尤其是通过各专业出来的博士生们，已抛弃了我们这代人的“宏远迂涧”的想法，不可逾越的专业化迫使他们在各自狭窄的专业内寻找突破。这样，作为思考对象的整体性、历史性的“中国”将被专业化而割裂成各自的研究对象，其结果，各部分、各细节的清晰化将有可能导致整体与历史成为难以理解的模糊怪影。这是令人忧虑但又无奈的事。至于我本人，既无力思考“中国”，又不顾“专业化”，在我的身体尚能支持大脑的往后岁月，大部分时间凭着古人的典籍治着古今之适来回涉步，与先贤对话，共商当下。较长时间的田野研究、可能要终止了。能做的只是利用各种会议的机会到各地农村走走、看看。 徐：好吧！已经十一点了，明天你还要上山考察，今晚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你在武义接受我的采访。 【录音整理：黄兰红】 【收入荣仕星 徐杰舜编：《人类学世纪真言》，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