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张老师您是我的师兄，1961年我进中南民族学院我们就认识了，已经四十多年了。我们的老师岺家梧先生早在30年代就已出名。四十多年来，我觉得他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师兄您对岺先生的接触要比我早三年，您能否对岺先生的人品、治学态度及方法谈谈您的感想和体会？ 张：岺家梧老师是个学问功底很深的老师。我上大学时是1959年，当时他戴着右派帽子，在学院的农场劳动改造，大概一年后，也就是1961年他才回来上课。他给我们讲《原始社会史》。岺老师是学人类学出身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只能讲《原始社会史》，他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他的课讲得很好，讲课不看教材，不看讲稿，对自己研究的东西烂熟于心，而且许多东西都是他自己调查得来的，讲课时有观点有事实有材料，娓娓道来。比如，他亲自去调查过海南岛彝族的合亩制度，早年在日本留学时他已出版了三本书，是他深入研究的结果，都融进了他讲课的内容，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徐：那三本书是他最基本的著作，现在也没有人能超过那三本书。 张：岑老师当时不能公开讲人类学或者是民族学的课，只能讲原始文化，但是他讲课里面有民族学的内容、观点与方法，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学子很有启发。因为当时他受迫害，讲课声音不高，但对学生很关爱，经常鼓励学生克服困难求上进。他说他家里是比较清寒的，在他小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他在广州读书是靠他的叔叔帮他交学费，另外又写文章攒点稿费，这样过日子，所以他笔头很好，并养成勤奋刻苦的习惯。后来也是得到资助他才去日本读书学习和研究人类学。很可惜，如果不是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把人类学打入冷宫，他能够公开给我们讲人类学，我们应当会得到更多的教益。1937年他出版了《图腾艺术史》，“文革”初他受迫害死了以后，80年代他夫人冯来仪老师帮他整理论文出版了《西南民族研究》。抗战时他主要在贵州搞研究，研究的就是瑶族，还有的就是在四川讲课。当时在南方、在整个人类学界他是很有名气的。 徐：岑老师是最早出成就的一个人类学学者。 张： 1966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致死，我记得他当时是55岁，如果活着现在也是90多岁了。 徐：他与费老应该是差不多大的。 张：是呀。太可惜了，如果他能够活下来，对中南民族学院，对中国南方的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应当说是一面旗帜。 徐：岺教授的治学方法让我们受益非常大。所谓南方学派的特点就是把人类学理论和民族史结合起来，容观瓊老师也支持他的观点。我1961年进校，就听他的《原始社会史》，我当时年纪很小，才17岁，觉得他讲的《原始社会史》给我们打开了一个非常明亮的人类学窗口，把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婚姻、家庭等，用马克思主义的婚姻家庭观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理论来分析，让你觉得婚姻家庭这个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一个课题。从那时开始，我就觉得岺老师把我带上了人类学这条路上来了。 张：那时中南民院还有刘孝瑜老师、容观瓊老师，都是人类学出身，记得刘老师讲蒙古史，容老师讲四川彝族奴隶制度。他们讲专题，各有所长，讲自己所研究的内容，挺不错的。他们都是南方这一派的人类学家。 徐：现在来看，岺老师的门下在从事民族研究的，而且坚持到现在的就是您和我了，其他的基本上都不做人类学了。所以张老师有一点我对您是非常敬佩的，就是您比较早地受到人类学的训练和影响，很早就把人类学引到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来。我想请张老师谈谈另一个问题：张老师您是一个瑶族身份出身的学者，出来读书也比较早，我想请您现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简历。 张：我1959年进大学，1963年7月毕业，8月分配到广西通志馆，跟我一起的还有莫家仁，我们是大学同班同学，在通志馆干了几年，搞地方史调查，曾经参加过梧州的历史普查。当时我主要是调查经济，因为梧州是广西的一个商埠、港口，梧州的经济在广西是举足轻重的，很多工业都在那里，火柴厂、制革厂、皮箱厂等等，我参与经济调查。在那里搞了一个多月，受益匪浅。 徐：现在搞经济人类学是不是有点基础在那里啊。 张：也可以这样说，对我现在搞经济还是有影响的。但那时很可惜，没搞几年学问“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被下放了。因为通志馆被撤销了。我下放到马山去当中学老师。我是学历史的但不给我上历史课，那时说历史不重要，让我上语文课，道理就是文史兼通，学历史照样可以上语文课。不过我的语文课也上得挺不错。那时我所在的马山县古零中学，是南宁地区教育革命点，青海、海南、南宁、广西其他地方的人都去参观。参观要搞试验课，我上过几次试验课，还是挺受欢迎的。1978年调回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室。 徐：那时韦章平老院长还在位。 张：他很关心我们，经常到我们研究室去讨论工作怎么开展。1978年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搞大庆。我们研究室分工，一部分搞展览，筹备成立民族展览室，由姚舜安教授组织；另一部分就是撰写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宣传民族政策，介绍广西的少数民族；还有的就是编写壮族历史人物传。我参与壮族历史人物传的撰写、统稿，这事完成之后就编写教材《民族理论与政策》，学校说这是重头课，全院要开。到1983年，我被任命为民族研究室主任。研究室开始的负责人是姚舜安，后来是陈衣，陈衣是科研处副处长，苏茵处长调走以后他就是处长兼民族研究室主任，他退休后就是我来做。我做主任后，1984年就把民族研究室升为民族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