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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这实际上是我们人类学发展二十年的一个总结，这次会议的召开对中国人类学的水平的提高和我们的国际对话能力增强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张老师我想听听您对中国人类学近二十年来的发展的评论。 张：我刚才讲到，最近二十年来取得很显著的成绩，有几个方面。第一，相当一些大学设立人类学系、人类学专业，一直在培养人才，包括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在大学里，民族学、人类学逐步有了一定的地位，特别是培养了一些硕士、博士，这些人在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界发挥骨干作用，也包括派出去留学回来的，实际上他们许多在国内学的也是民族学、人类学，在获得硕士学位后出去的。那么他们在出去以后，又把新的东西带回来了，促进了国内外同行的交流。第二，出版了不少的学术专著，民族学文化研究，材料比较新，观点比较新。一些涉及到学科建设方面专著、报告、论文，他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还有在学报发表文章，形成专辑。现在还在继续讨论这个问题。认识逐渐趋向统一，这样可让大家少走一些弯路。第三，引起政府和社会方面的重视、认同。在云南大学、中央民大、北京大学，包括在我们学校也被确定为重点建设学科。国家主管科研部门、省级的相关部门，支持召开了一些会议，甚至国际会议。还放出去交流、留学。还有给课题研究经费，给出书经费，应当说政府逐渐重视起来。如果不是政府支持，政府重视，也干不成那么多事。 徐：我们现在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多了。 张：这个氛围比较好。社会上尽管许多人对民族学、人类学是什么不是很清楚，但是也逐渐地了解了。我想只要我们努力，有些问题是能解决的。尽管问题还是会有的。 徐：总的来讲呢，我觉得中国人类学前途是光明的，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一个全新的理念，这次再次强调新的发展观，科学的发展观，这实际上是人类学最根本的价值取向。 张：人类学主张从整体上判断一种文化，讲究人在自然中，人在各种群体各种文化中协调全面地发展，这样才是一个科学地发展，真正地重视人的文化为本，而不是单纯地追求经济利益。我们原来穷，国家一味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90年代以前强调经济的发展奠定基础，那个时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现在随着国家的发展，必须修正发展方向，所以我认为现在中央提出“以人为本”是实事求是的，是科学的。不能因为国家的发展而导致城乡的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不平衡。科学的发展观应当是个全面发展、协调发展，不仅仅是追求经济目标，还要追求社会目标，这个社会目标里面不仅是一个群体，而是不同民族不同群体，群体这个概念它包括更宽：男人、女人，弱势族群、强势族群，你必须让大家从社会发展中获得好处，尊重人，尊重人权，人民的权力在生存发展中必须得到尊重。我们不能再走西方资本主义刚刚崛起时走掠夺式的破坏式的发展道路（破坏生态的，破坏人权的）。在这个世界存在很多不公平。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有一条自己的健康的发展道路。我讲经济人类学，讲发展人类学。现在中央提出科学的发展观，是与时俱进的。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各种各样的犯罪的问题太多了，让人有一种不安全感，这个社会风气不好，特别是官员的腐败问题，人民深恶痛绝。西方经济人类学所谓的经济人就是盲目追求个人利润、个人的物质，如果这样你肯定要破坏他者，破坏他者的生存发展来谋取一部分人的利益，这样的世界就不公平，所以费老提出的那十六个字是很高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 徐：他站在高度概括，合而不同。 张：合而不同，实际上是不可能相同的。 徐：是真的不同，“同”对生物来说有一点意义，而文化它不可能相同，但是你又必须和谐地生存在这个地球里。 张：互相尊重，取长补短，文化变迁这个过程互相借取，这都可能的。任何一种文化它都有一定的边界，人的审美不可能完全达到各民族群体都一样的，所以呢，必须互相尊重，你不能以强凌弱，那搞不得。 徐：所以他这里不仅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包括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否则什么SARS来了，什么流感来了，搞得你们…… 张：如果让我提意见，我觉得“以人为本”这个提法还是有点片面性，你追求人的全面发展，那还有个自然问题呢？如果就人与自然关系来说不能够单提以人为本。动物和人是平等的，人与各种生物是平等的，全面协调发展还有一个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问题。你把生物的多样性破坏了，将来可能对我们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多少年来，资本主义的扩张和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造成生物的损失多少，难以计数，生物的多样性破坏得很厉害。现在如果我们只讲人的发展，不讲人与生态的平衡发展，地球干旱、河海枯竭、气候变化、河流污染、空气污染、水土流失，人类不受害吗？ 徐：现在有的外国科学家预言将来气候的变化比恐怖主义还要厉害。您刚才讲“以人为本”这个提法如果作为一个根本性理念，还是有点片面性，您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您觉得怎样概括才更好一点？ 张：我还没有想好。 徐：前天在那里开会的时候您就提到那句话，我就非常注意。您说就是片面地强调“以人为本”，会与生态、自然失去平衡。 张：不过“以人为本”这种提法比以前是一个进步了。 徐：如果您去银川开会的话，我觉得您可以谈这个问题，那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了。这个问题我们暂时不提。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1994年到学报，您就建议我办一个人类学研究的栏目，给我推荐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乔健先生的大作《中国人类学的困境与前景》，我们1995第一期发表，一炮打响。十年来，我们做人类学这个栏目得到了张老师您很多的支持与关照，现在我想您作为我们这个栏目的最早的提议者，请问您对我们这十年的工作有什么评论与建议。 张：这都已经有公议了，包括台湾人类学教授李亦园，认为我们的学报在大陆办得最有特色的，主要是人类学文章发表得多，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很有代表性的人类学刊物，拥有一定量的读者，这跟你的工作和其他方面的理解支持分不开的。在我们中国有些情况比较特殊，在其他地方本来应该发挥这些作用的没有发挥，我们在这里却能够做起来了，特别是你花了很多精力，把它做好了，为同行的共同讨论提供了一个阵地，对推动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很了不得，这工作应当继续下去。我问过您，如果您走了，谁还能办得好。 徐：这由学校领导决定哪。 张：你这个人很开放，对一些问题很敏锐，能吸收各种意见，联系面广，各方面都笼得来。学报文章发表按题目按领域，避免零敲碎打，做出了品牌。 徐：这叫规模效益吧。当然是我自己对人类学情有独钟了，因为我觉得人类学对我们做学问、做事、做人都太重要了，正如您讲的用整体的观点看世界，用整合观点去做事做人，用比较的观点去分析观察问题，这就是毛主席讲的嘛：“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所以我们做这个人类学心里就非常踏实，不会出现像别人讲的关在房子里没有办法地抄来抄去的现象，这没有什么意思了。随着我们学问的不断地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吧，我当然愿意把我们《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工作做下来，但是年龄不饶人哪，到60岁以后，是不是还继续做，那要看学校的意见了。但是2008年的世界大会，有关领导有关学者还是希望能通过《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这个阵地做点事情的。 张：这是个好主意。 徐：这是个全局性的问题，所以他们还关注我是不是还做下去，这倒是一个实际问题。不过我相信我们学校的领导总会从全局考虑问题的。 张：我认为作为一个学者不能简单地用年龄一刀切了，一个科研机构、学术机构，应当实事求是的来给判定，当然不影响年轻人成长，但是当年轻人还没完全能接过来的时候，老的应当顶一顶，带一带，传帮带这很重要。年轻人他可以冲，精力也充沛，但是总会有不成熟的地方，考虑不周的地方，老同志在背后在台面上支持，那总比没有支持没有支援好，年轻人应当有这样一种胸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