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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遗憾的是，作者是通晓法文的， 却未顾及原始资料而转引他人数手后的观点，颇令人不解。  《法国汉学史》 许光华著 学苑出版社 2009年5月第一版 333页，40.00元 日前，在翻阅近期出版的《法国汉学史》（下称许著）时，其中的一段话使我颇感别扭。这段话在许著的第47页，关于法国传教士马若瑟（Joseph Marie de Prémare）所撰写的《中国语札记》（Notitia Lingu Sinic）：“……雷慕沙指出，该书并不像作者‘自谦’所言，只是一部‘寻常’的‘文法书’、‘修辞学’，实际上是‘一全部文学讲义’。他说，为此书，‘若瑟不仅搜辑华语之一切文法规则与夫语助词，而且对于文体、古今成语、俗语、常用之比喻广事引证，并加必要之说明’，世人只把它看成为‘适用于’‘商人初习语言之课本’，其实在此书中也可求得 ‘文学之深造’。”之所以别扭，一则，这段话是将冯承钧译费赖之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下称冯译）中所引用雷慕沙的评论，重新组合而成，乃至于引号重叠，诘屈聱牙；二来，我不记得曾在马若瑟的原著和James Granger Bridgman（和裨治文同英文姓）的英译版中（Canton, 1847年）察觉到丝毫铜臭。何以一个抛俗弃世，将全身心贡献给上帝的耶稣会士会付出偌大的精力为商人们撰写汉语启蒙教材？难道是雷慕沙别具慧眼，还是费赖之抄错了？或者是冯承钧先生误译了？ 一查，竟然是冯先生译错了。第531页（冯译，下同）的两字之误,使得整句话变得面目全非。 费赖之的原文是这样的：On ne peut dire que le plan qui y est suivi convienne à un livre élémentaire destiné aux commen■ants: mais quand on a déjà une teinture de la langue, on peut puiser dans cet ouvrage les notions de littérature qu'autrement on pourrait se procurer que par une lecture assidue des meilleurs écrivains chinois, continuée pendant de longues années . （费赖之原著第524—525页） 首先，意思反了。法语正常的否定式是ne...pas，如：On ne peut pas dire：即“不能说”的意思；但对某些特殊的动词，例如，能够（pouvoir）、知道（savoir）等等，如果省略了pas也是可以的，而且在雷慕沙的年代，这种用法颇为普遍。其次，法文中的确有 ne...que的用法，来表示只如何如何。在这里，如果原文中的dire(说)和que调换位置（On ne peut que dire：只能说），则才有可能向冯先生所翻译的方向发展——之所以选择“发展”这个词，是因为在此情况下，尚需在dire后再加一个que(类似于英文的that) ——使得原本已经够啰嗦的句子变得更琐碎不堪——以便引出从句。其二，将初学者commen■ant中的字母“n”误看成“r”, 因而变成商人 commer■ant。 因此，雷慕沙的原意是：不能说该书编撰时所遵循的框架适于一本为初学者入门的书籍，但对于有一定汉语基础的读者，则可以从中发掘出众多有关中国文学的知识，否则，只能靠读者自己长年不懈的努力，通过阅读中国最优秀作家的经典，来达到同一目的。 读到这一误译以后，笔者自然好奇地想知道这是否仅为个别现象。然而，谈何容易!费赖之原著（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 —1773，上海天主教会土山湾孤儿院印书馆，1932年，下称费著），一千二百多页，其中包括大量的引述、考证，且不谈对比译文，就是将其认真读一遍，也要几个月才行。因此，只好管窥蠡测地选择了其中几位大家较为熟悉的会士传记来对照： 马若瑟传（冯译第235传）中：除去上述失误之外，剩余的问题是时常对原著有漏译或删节。例如，第526页，关于马若瑟初到中国，在江西等地的传教活动；第527页，关于马研究中国史的方法；同页引用马给傅尔蒙（Fourmont）的信件；第532页涉及《中国古籍中之基督教主要教条之遗迹》等等，都存在或多或少的漏译问题。虽然对原文的意思未有重大改变，但毕竟未能反映作者的原意。 冯秉正传（冯译第269传）：未发现重大失误，唯有在涉及冯秉正著作《中国史》时，将费著中介绍《通鉴纲目》的部分内容有所删节。 宋君荣传（冯译第314传）：第698页，《元史与成吉思汗本纪》，“君荣同时寄送地图两幅以供参考此书之用。彼颇惋惜世人对于蒙古史未能明其真相，而对于蒙古人起源以及其他诸要点，所知皆甚疏陋。”在这一段，冯译将被惋惜的对象搞错了。费著的原文是说宋抱怨巴黎的出版者——而非世人——没有全面反映蒙古史，未将自己手稿中关于蒙古民族起源以及其他几个重要部分予以刊登。的确，如果不仔细看原文，有可能错译。原文中的 “...omis tout ce qu'il disait sur leur origine...”（费著第680页）删掉了他说的关于他们（蒙古人）的起源 ，是唯一显示被抱怨对象的线索。紧接着的后一段，也就自然地错了：“尤可惋惜者，康熙时诸传教师测绘之满洲、蒙古、长城一带地图对此亦未之及。由是可以逐步追随君荣，以考诸传教师始长城迄西藏之行踪……”按冯译，似乎连传教士们在测绘地图时，也不了解满洲、蒙古历史。其实费著在说，在宋抱怨的内容中，对于出版者未将自己原著中，涉及康熙时传教士们测绘北方地图的史实和细节予以刊印尤为不满。按照费著提供的索引，可以在Brucker神父的作品 La Chine et L'Orient（Revue des questions historiques，Avril 1885，P505-521）中，找到相关的细节, （笔者未能见到费著里提及的宋君荣关于此事的信件）。耶稣会当时规定，会内人员的一切文字资料，包括个人信件，必须得到由上级神父指派的他人肯定才可发出。至于要发表的作品、书信，须得会内审查员批准方可公开。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一些学者，包括后来其会内的史学家，对耶稣会士的作品，尤其是书信集，总感到其中的某些内容是在出版时被修饰过，恐非原意。当Souciet神父（冯译苏熙业）刊印宋著时，耶稣会感到其中的一些内容和评论，似乎和法国当年的政治情形有相似之处。为了避免可能招来的“文字狱”，而下令将其隐去。关于在中国北部测绘的细节，可能是因为出版者未意识到其重要性而被忽略，但这一“疏忽”，马上招致原本就对耶稣会的中国事业感到怀疑的人们之质问。这些人怀疑耶稣会士在胡编乱造，既美化中国又借机提高自己，认为所谓耶稣会士测绘中国地图一事，不过是传教士们在中国原来就有的地图上做了些补充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