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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唐朝史》部分，第699页，“君荣信札云：‘迨余接到世人对于所寄唐代史之评论后，乃将所辑汉、晋、六朝及鲜卑、匈奴、拓跋诸朝与夫《五代史》等记录继续寄还……’”关于这段话，费著里使用的字眼是“正面反响”（réponse positive）而非“评论”。同样是Brucker神父，提供了宋君荣研究、撰写《大唐朝史》，以及手稿寄到法国后遭到学术界的冷遇等等一系列细节，才使我们知道‘正面反响’对于宋是何等的重要（Revue des questions historiques，Avril 1885，P505-521）。此外，原著中，所涉及的朝代是汉、晋、前五代和后五代，不曾有六朝之说。在引用雷慕沙的评论：“此部历史一如前条之蒙古历史，皆于史文之后附以注释，而多取材于正史中之列传。”意思虽然不错，但雷慕沙的原意在于说明宋作在正文中穿插了许多注解和轶事，而这些出于中国史书的资料也给读者提供了许多益于了解当时历史的方便。 韩国英传（冯译第419传）。第945页，《象形文字之转为字母文字》一段：“是编立说颇巧，并证明中国文字四千年来尚未能转为字母。”这句颇为奇怪的评论，和原著确有差异：中国文字到现在依然是象形文字，何证明之有？冯译在这里还少了半句。梅乘骐、梅乘骏二先生，根据和冯先生同样版本的费著所翻译的《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出版，1997年内部发行，下称梅译），对这段话的翻译颇为贴切，现抄录于下，以免添足：“他提出了一些很具巧思的见解，并说明中国人为什么四千多年来没有达到这一步，更确切地说：没有退化到这一步，退化到拼音字母。” （梅译，第1110页） 和任何大部头的著作一样，或是因为排版或是因为笔误，难免存在一些细小的纰漏。诸如，数字错误，如将法文的二十四（vingt-quatre）译成八十（quatre-vingts）；参考书目信息错误，如将某某书籍的第1911条，译为1911年出版等等。此类问题，人皆有之，实属难免。此外，冯先生的译著已经七十年了，当时流行的半文半俗的语言，再加上索引资料条目不甚清晰——笔者认为，此类的文献，应该给出外文原作名称而非中文的译名，除非确有中文版——这些问题混杂在一起，使得冯译在今天看来多少有些晦涩。 因为读《法国汉学史》而连带注意到上述的问题。现在必须回头再说说对《法国汉学史》本身的一些读后感。该书系统地介绍了近三百年来法国汉学的状况。笔者无意对该书做全面的评论，只就前四章所见，提出几点意见。 首先是转手资料的引用。以上述马若瑟的《中国语札记》为例，如果说雷慕沙的评论是原始资料，费著为第二手，被作者引用的冯译则为第三手。这种现象在许著中颇为普遍。对莫东寅、张国刚等著述的引用，多属此类。非常遗憾的是，作者是通晓法文的，却未顾及原始资料而转引他人数手后的观点，颇令人不解。阎纯德先生在《法国汉学史》序言中，提到“有人认为‘汉学史中国人写不了’，这当然是个很奇怪的‘立论’” （《法国汉学史》序二，第15页）。我觉得这个立论一点都不怪，倘若我们不去直接研究汉学家们的工作，而只是在第三者（或者第四者……）如莫东寅转借石田干之助对于沙畹的评论上提取结论，不知这样做成的汉学史，其意义何在？顾颉刚先生关于“层累的历史”的提法是对年代遥远的古代史一种多少有些无可奈何的解释，在尚且有条件能够澄清历史真相的今天，这种“层累”汉学史的方法是不足取的。否则，我们就不会知道沙畹的《史记》译本，为何是“公认的难得的‘盖世名作’”（许著第12页）。也很难清楚戴遂良的研究是否“无所不包而又浅尝辄止”（许著第128页）。雷慕沙在其汉学处女作 Essai sur la langue et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Paris, Treuttel et Wurtz, 1811）中特别提到，他自己在学习中国文化时，放弃一切即便是欧洲最优秀汉学家们的著作，而直接从中文经典入手，就是为了避免受到他人或许不正确思想的影响；而且他同时担心这些汉学家们的著说，是否真正源于中国经典。我以为，这种方法，当今汉学史的研究中依然适用，应该尽可能地从原始作品入手，避免转手资料。阎宗临先生的研究（《传教士和法国早期汉学》，阎宗临著，阎守诚编，大象出版社，2003年）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几乎全部是一手资料，鲜有他出。这应该成为研究汉学史的圭臬。 因为再三转引错误的资料，接着出现在错误资料上的发挥，得出或者与最初研究者原意不符，或者论据匮乏的结论。试举数例。上述马若瑟的《中国语札记》，作者所说的“实际上，就马若瑟编写本书的主要目的来看，确是要编写一本‘适于’‘商人初习语言之课本’”（许著第47页）是完全背离雷慕沙原意的。未重视原文资料，或者至少是没有仔细查阅，大概导致了上述情况的出现。费赖之所引用的雷慕沙评论，出于雷1829年的文集 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第二卷，但对马若瑟一书的评价，几乎相同的内容首先见于其1822年《汉语启蒙》的前言。该著的法文版，是许著的外文参考文献里的第一部（许著第329页），而且在许著的103页，对雷书的这段前言有过一番介绍。我不太明白何以在读过雷慕沙对马若瑟《中国语札记》评论后，能不对“世人只把它看成为‘适用于’‘商人初习语言之课本’”提出疑问。 许著第52页，关于宋君荣部分，谈到前面提到的蒙古史以及传教士康熙年间测绘北方地图一事，宋君荣在1728年左右将相关的手稿和地图寄回法国，而白晋、雷孝思等人在长城以外至于新疆等地的勘测已在1712年前后结束。倘若“对于满洲、蒙古、长城一代的地图测量工作尚未开始”，何图之有？如果继续向下读，会发现作者又将冯译的原句拆分，然后再拼凑，成为：“尤其引起研究者重视的是，宋君荣在撰写该书时，能‘博采中国史书’，‘凡不解汉文而得与波斯人流传关于中纪亚洲史之记载共比较若’，这样，该书在这方面成了独一无二——‘独赖是编’的了。”在冯译原本就很拗口的句子上，如此的拼凑，加上或许是排版时的误差，使得读者一头雾水，如同法国的口头禅“简直是中文”（法国人对于看不懂的东西，常说“这真是中文” —— C'est vraiement du Chinois）。 最后，让我们再回到费赖之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我以为，鉴于这本书的重要性，加之时代、语言的变迁，应该考虑重译此著，以弥补冯译的不足。前面提及的梅译，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但仍然为更新版本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如果在这个版本上，重新校对，查疑补阙，使之公布于众，必将是件有益的事情。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