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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我近二十年在该领域学术研究的粗线条的轨迹。归纳起来，我这二十年在学术上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教育人类学学科的理论体系建构。这项工作包括：一是与研究生在教学过程中一起初步翻译了20余部有代表性的西方教育人类学著作作为研究生教学使用的内部教材；二是相继编写了带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以少数民族教育为对象的教育人类学的教材，即《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与《民族教育学通论》。第二件事是开展与推动了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在四川凉山彝族地区、云南中缅边境的拉祜族地区、新疆南部的和田维吾尔族地区建立了较固定的田野工作点，并写出了相应的田野研究报告。第三件事是在学科建设和学科梯队建设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提出在中央民族学院建立民族教育研究所，并和同事一道创建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教育研究所和我国第一个专业学术期刊——《民族教育研究》，并在中央民族大学筹建了本、硕、博三级培养教育人类学人才的教学体系，为今后该领域的学科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组织和师资基础。 徐：还听说您出生书香门第，却经历坎坷，这段经历对您的学习和学术研究有些什么影响？ 滕：我的爷爷滕叔书曾任上海复旦大学的前身复旦公学外语系的系主任，他曾和蒋梦麟、陈布雷、王云五等人在抗战时期编写了我国第一部《韦伯斯特英汉大词典》（《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并于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我父亲早年也毕业于复旦公学外语系，后来在当时实业救国的理念吸引下，专攻土木工程，毕生从事建筑工程工作，解放后曾任上海建筑总公司、鞍山钢铁总公司、首钢总公司以及冶金部的高级工程师，“文革”中，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数年。我们家也从北京被扫地出门，遣返浙江绍兴老家，那时我13岁。在老家的农村劳动了6年。1972年作为北京知青转户去北大荒嫩江草原插队落户。在13年的农村生活中，插过秧、烧过窑，当过纤夫、羊倌、牛倌、马倌，还当过小队会计、大队会计、生产队长、拖拉机站站长。1978年恢复高考后才从北大荒考入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学习教育学、心理学。这段经历尽管曲折，但对我的性格塑造的确是十分有益的，对我的学习和学术研究的影响的正面意义就是对学术的一种锲而不舍、默默无闻的韧性，对既定目标的执著追求，此外还有对我自己和我带的研究生的严格要求、理解和宽容。 徐：您1982年进入中央民族学院工作，曾亲受老一辈人类学家的“濡化”二十余年，包括您的导师林耀华先生，他们大多都已作古。您能不能谈谈他们对您的影响和您对他们的印象？ 滕：我在1982年进入中央民族学院，当时中央民族学院聚集了一批国内外知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有幸能和这些国际著名的人类学家在同一个校园里生活和工作二十余年，不能不说他们对我的学术生涯有很大的影响。我是1993年正式作为博士研究生投入林耀华先生门下学习的，在这期间林先生不光从学术上对我进行指导，更多的是他的人格魅力对我的影响。林先生为人忠厚，进入高龄后略显木讷，但仍有很敏锐的学术方向感。我们的学习更多的是以随意聊天的方式展开。林先生一生的学术和大多数老一代学者一样带有很强的时代特点。林先生对学生的培养更多的体现在学术方向和因材施教上。我比较感激林先生的是他对我博士论文选题上的指导。他根据我的学科知识结构和学术兴趣将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向确定在他早年对凉山彝族的追踪研究上，并给予资料、经验和重大理论问题的指导和支持。这项追踪研究可以说是我学术生涯的一个新的起点。这项研究采用了人类学的田野工作研究方法，探索了50年前林先生研究时的凉山彝家从一个单语单文的封闭社会如何在与外界汉族文明接触后形成了一个双语双文社会的历史变迁过程；该研究遵循解释人类学理论范式的思路，通过辅以文化唯物论的主客位研究方法，对中国四川凉山彝族社区20世纪50年代以来语言与教育的社会变迁的过程进行了描述，揭示了少数民族在力图融入现代主流社会、分享现代化社会的权利与成果的同时，试图保存自己的传统语言与文化的两难困境，并从教育人类学者的立场上给予意义上的解释，我在语言教育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努力从文化进化论和文化相对论的有机统一的观点，对凉山彝族社区学校彝汉双语教育个案的人类社会意义予以积极的评价与肯定。同时我还对双语教育在当代社会所面临的理论与实践困境的根源，从人类文化的共同性与差异性，文化的普世主义与文化的多元主义，机会均等与文化差异等相关领域进行了尝试性探讨，并表明了我的关于人类语言文化应坚持共性与多样性有机统一的基本立场。 我的博士论文《文化变迁与双语教育——凉山彝族社区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与文本撰述》不仅得益于林先生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享誉国内外的学术名著《凉山彝家》的研究内容与田野工作方法及技巧，而且更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在此基础上林先生四上凉山后出版的《凉山彝家的巨变》中体现的并贯穿林先生学术研究一生的“均衡论”思想。 林先生仙逝的前一年春季，我开车与师兄张海洋教授，还有我的两位研究生马茜与胡玉萍同学陪同林先生去北京西山戒台寺郊游，这是林先生晚年隐居家中多年后的第一次郊游。我与海洋兄陪同林先生坐在寂静的戒台古刹聊天，林先生望着古刹里的百年苍松浮想联翩喃喃自语：“我来过这里，此地甚好。”我绝没有想到的是，一年后先生仙逝即长眠于此。这似乎是一个冥冥中的安排。 2002年10月我与师兄庄孔韶教授、张海洋教授以及凉山大学韦安多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学所沈原教授、景军教授、社科院社会学所的罗红光研究员、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程方平研究员，还有云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的一些国内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教育学学者在凉山大学召开了“林耀华先生《凉山彝家》发表55周年学术研讨会”，出席了凉山大学为林先生塑像揭幕典礼，并沿着20世纪40年代林先生考察凉山的路线，沿着金沙江、翻过海拔4500米左右的黄茅埂雪山对林先生四上凉山期间考察过的彝族社区与相关人士进行了拜访，更进一步体会了当年林先生在凉山彝族社区步行进行田野工作的艰辛与危险。对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有了更深的体验与理解。进一步坚定了作为人类学和教育学相互交叉而形成的教育人类学必须秉承人类学田野工作的精神、方法与技术，才能有其广阔的发展前途的信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