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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方面是中国民族教育研究与世界该学科领域研究相互学习、合作与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民族教育学学科的独立与深入发展，出现了中国民族教育学研究与国际该学科研究逐步融合的可喜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学者赴国外学习、考察、研究各国多元文化教育与教育人类学理论与实践及其在中国本土化应用。国内一些高校学者纷纷赴欧美、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留学、进修、考察与研究。通过这些学术活动，他们获得了该学科和相关学科的新知识、新理论以及新的研究方法。近几年，这些学者相继回国。一方面，他们初步开始将国外的有关教育人类学、多元文化教育、移民教育、土著教育逐步介绍给中国的学术界。另一方面，他们正在将这些新知识、新理论、新方法尝试地运用到中国民族教育学学科领域的研究之中，如《民族教育学通论》的理论框架，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的设计，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完成的，应该说这仅仅是一个新的尝试。其次，世界各国专家学者来中国学习、考察与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瑞典、澳大利亚、印度、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许多国家的学者纷纷来中国学习、考察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学者的指导与帮助下，经过多年的艰苦工作，他们中一些已经成为中国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专家。通过他们的工作，中国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成果逐步被介绍到世界各国，展示了中国民族教育学学科的理论与实践成就，为该领域发展国际合作奠定了基础。再次，召开“少数民族教育国际会议”开展国际项目交流与合作。1993年10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教育研究所与德国歌德学院北京分院联合召开了“中德跨文化教育国际研讨会”。中德两国学者就中国与德国在少数民族教育、移民教育中的语言、文化障碍问题；文化认同问题；消除种族歧视与偏见问题；改善少数民族与移民生活环境等问题展开了学术讨论与交流。1995年10月，在中国云南昆明，原国家教委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与中国国际教育交流中心联合召开了“少数民族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许多国家的大学校长和专家、学者前来参加会议。会议讨论了各国少数民族的现状与教育，涉及了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语言与生态环境及民族心理等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1996年至1998年，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教育研究所与日本福岗教育大学联合实施了日本文部省国际合作研究课题——“中国维吾尔族青少年与日本儿童生活环境与教育比较研究”。这是一项跨文化教育研究的国际合作项目，双方组成十余人的考察组，两次赴新疆南疆的喀什、和田地区进行教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利用搜集资料、发放问卷、访谈、影视、讨论等手段，在对大量占有资料的研究的基础上，召开了四次中日两国学者的国际研讨会，两次在中国中央民族大学，两次在日本福岗教育大学。发表了《中国新疆和田维吾尔族维汉双语教育考察报告》。其四，国际组织的技术援助项目——对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实地调查与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引起一些国际组织的关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属下的国际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纷纷以各种形式支援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其中包括进行实地考察与研究工作。如世界银行的“中国贫困地区教育项目”，亚洲开发银行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技术援助项目”等。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技术援助项目”的专家组对中国西南四省区（云南、四川、广西、贵州）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实地考察与研究工作，并于1998年3月在北京召开了项目总结汇报会。项目的考察报告与研究成果丰硕，如滕星的《文化变迁中的中国凉山彝族双语社会与双语教育》研究报告、白杰瑞的《贵州民族中等师范教育研究报告》、蒋鸣和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云南民族中小学寄宿制办学研究报告》、魏新的《广西农村中小学综合改革渗透职业技术教育因素研究报告》、孟宏伟等的《少数民族地区县级教师管理信息系统总结报告》、王铁志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形成与发展》和《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法规指南》、教育部的《国家教育部少数民族教育管理赴加拿大考察报告》和《亚行民族教育发展项目赴澳大利亚考察少数民族教育报告》。另外，日本文部省重点研究项目——滕星、买提热依木、阿布里米提的：《中国新疆和田维吾尔族维汉双语教育考察报告》。还有福特基金会资助的郑新蓉主持的《中国少数民族教材研究》和滕星主持的《中国云南拉祜族女童失辍学与少数民族教师培训问题研究》等。上述实地考察与研究，从理论与研究方法上为中国民族教育研究树立了范例。最后，民族教育学学科研究、教学、信息基地的建设。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一些高等院校纷纷建立了民族教育研究所。如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教育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民族教育研究所、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民族教育研究中心、教育部高级教育行政学院民族教育部、北京师范大学多元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等。这些高等学校设立的民族教育研究所或研究中心是中国民族教育学学科研究、教学、信息基地。例如，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教育研究所已发展成集教学、科研与办刊为一体的民族教育学科研机构。在教学领域已形成学士、硕士、博士完整的教学体系，可承担民族教育学各主要方向的人才培养任务。科研工作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瞩目，并办有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全国惟一的民族教育学学术期刊——《民族教育研究》。所有这些表明，中国民族教育学学科建设不仅在基础理论与学科体系，研究方法等方面日益成熟，而且在研究队伍、人才培养、国际交流、信息资料收集，以及完善组织机构等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中国大陆先后出版了两本以“教育人类学”为标题的专著。第一本是由我的大师兄人类学博士庄孔韶编写的，第二本是由华南师大教育学者冯增俊编写的。冯版的教育人类学与庄版的教育人类学比较，教育学的痕迹较重，而庄版教育人类学由于作者深厚的人类学背景以及多年在中学教书积淀的教学经验而更多凸显出教育人类学的学科特色。由于时代的原因，这两部书缺少对西方教育人类学资料较全面的把握，因此未能较全面的反映出教育人类学的历史、现状、理论与实践。 另外，冯增俊1988年编译出版了一本以“教育人类学”为题的论文集，华南师大教育学学者李其龙1999年和2001年翻译出版了两本国外哲学教育人类学著作：一本是德国的O·F·博尔诺夫的《教育人类学》，一本是奥地利的茨达齐尔的《教育人类学原理》 2002年由我主编并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第一套《教育人类学丛书》，它是一套开放性的学术丛书，它肩负着两个主要任务：一是系统介绍与评价国外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二是在批判性继承国外教育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积累与展示中国本土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个案研究的最新和重大研究成果。它提倡走出书斋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去研究当今中国的学校正规教育与社区、家庭的非正规教育。特别关注中国社会少数民族、妇女、残疾人和低社会阶层等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倡导书斋研究与田野工作相结合，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风；推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与理论创新的精神。我们相信，该丛书的出版将在教育学与人类学学科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它必将进一步推动教育学与人类学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与整合，为教育学和人类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从而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做出贡献。 近20年，中国大陆教育人类学研究走过了与美国教育人类学学科发展头20年几乎相同的道路，即从非学术化到初步学术化的历程。随着中国西部开发，许多国际组织机构、中国政府与社会对少数民族地区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视，教育人类学这门学科必将大有用武之地并因而获得广泛的学术发展前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