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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语言问题也是两族探寻沟通的主要原因。萨米族和傈僳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而且，两者使用本族语言的情况都比较复杂。萨米人说着9种不同的语言，每一种都有其独到之处，这几种萨米语言中包含着挪威语、芬兰语和俄语中的个别词汇。占主要地位的是北方萨米语，约有75％的萨米人使用这种语言，其他的萨米人语言有相通的也有不相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瑞典，萨米人的语言权利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受到广泛重视，并得到了及时有效的保护和发扬，这一点和傈僳族明显不同。傈僳族也有自己独立、完整而丰富的语言，但是，由于傈僳族大部分聚集区多与其他民族交错杂居，各地语音有一些差别，有的傈僳语言可以相通，有的也不相通，甚至有的傈僳地区与其他民族世代杂居，语言基本消失，其风俗、习惯也与他族无二致，仅在族源上还保留着傈僳族的称呼。加之中国幅员辽阔，少数民族众多，历代政府虽未制定出专门的保护和发扬傈僳族语言的措施，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对傈僳族生产、生活、文化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发展傈僳族经济和文化，成效十分显著，比如发掘、拯救傈僳族民间文化遗产，研究傈僳族复杂的语言使用情况，整理各地傈僳族风俗、习惯、信仰情况，改善傈僳族生产生活设施，促进傈僳族旅游文化的发展等。所以萨米族和傈僳族进行交流有着相似的语言存在状况、心理基础、文化期许和发展要求，即希望在所在各自地理区域、文化区域乃至族际社会的边缘，不被强势文化或群体遮蔽，获得自己的发展空间，保留自己鲜明的文化特色。通过国际的交流，中国傈僳族开阔了视野，理清了思绪，展望了自己的发展前景，对借鉴北欧政府特别是瑞典政府发展与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政策和措施，制定适合本国、本土、本族发展实际，确立物质良性发展方向等充满了信心，对建设和谐、和睦的边疆地区，构筑美好家园取得了共识，因此，两者的交流意义十分重大。 二、生活习性与服饰审美的自然演绎是交流的内在因素 萨米族和傈僳族都是一个喜欢迁徙的民族，祖先崇拜弱化，原始信仰遗留时间长，不容易被强势文化同化。萨米族属乌拉尔人种，为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的混合类型。他们一般身材矮小，肤色偏黄，高高的颧骨，头发是深褐色、棕灰色，甚至是黑色的，所居拉普兰地区差不多是地球的最北端，气候异常寒冷，冬季漫长而多雪，地势起伏，景色多样，森林、高山、荒原、怪石一应俱全，环境艰苦卓绝，只有坚强的植物才能在寒风刺骨、贫瘠土壤中生存下来。萨米人以饲养驯鹿为生，不断地迁徙为驯鹿寻找丰饶的牧场，与恶劣的环境抗争，因而形成了真正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和极地文化气息，坚强、勇敢、执著。云南傈僳族与彝族关系密切，16世纪以后，经过数次大迁徙逐渐发展成一个单一民族，它是一个世代居住在高山、峡谷之间，靠打猎、种植为生的民族。迁居无常也是其显著特点：“喜居悬崖绝顶。垦山而种，地瘠则去人，迁徙无常。”［1］“铁索箐在县西北，逶迤千里，山阿水隈，蹊径深险，夷人每聚于此恃险出没，剽掠几百余年。”［2］在与高山峡谷共处的岁月里，傈僳族创造了独特的文化，他们的衣、食、住、行，歌舞艺术无一不和大山直接有关，在他们的性格中，深深地烙上了大山之刚毅，峡谷之深邃的印记。由此可见，两个民族都有依持自然又在恶劣环境下茁壮成长的历史，有共同的心理基础和险恶生存环境的经验，比较容易感同身受，产生共鸣，这是潜隐于交流活动之外未被充分认识的因素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