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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物质文化》的几位作者，有长期的田野工作实践和实地调查体验，他们坚持以材料说话，既旁征博引，又实事求是，在这套书里，提出了不少值得我国学术界重视的见解。尹绍亭教授通过实证研究发表了对进化论的独特看法。的确，器物、生产工具或一般地讲物质文化，都有其“进化”的一面，但又不能机械、僵硬和教条地理解它们的“进化”。例如，对农具多样性并存现象的解释，除了“进化”，可能的还有“传播”、“比较”及“生态”等多种解释。在这类问题上，我国部分学者曾多少是存在“原始”癖好与“残余”倾向的，应该说《云南物质文化》的作者们却程度不等地避免了先入为主地“发展序列”排比及“单线进化论”的解释，因此，也就澄清了一些诸如将小手锄看作“原始”手锄之类的误解。最重要的是，作者们注意到了器物的主人及使用者即农民自己的解释和知识，基于此类解释和知识，作者虽然没能建构起多么了不起的理论或学说，但他们对其研究对象即物质文化的把握，却是扎实可靠，有根有据的。罗钰先生在《云南物质文化·采集渔猎卷》里有关当地土著之各类植物知识的记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中不仅有采集食用植物、药用植物的知识，还有采集祭祀用植物和其他特殊用途植物的知识。这使我不由得联想到云南学术界曾有过对“民族植物学”的集中研究，我觉得罗著算得上是云南“民族植物学”的新成果。 作为专门以物质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尹绍亭教授和罗钰先生的论述，较好地处理了器物的静态测量与其使用状况的动态观察间的关系。他们不仅对每类器物的基本结构形制、部件名称、功能及使用方法作了严谨认真的记录和清楚的描述，还根据其结构和形态等方面的差异，划分类型，考察了其地理分布的成因和意义。尤其是尹绍亭教授通过博物馆学的器物形态分类方法，不仅对所掌握的资料较好地实现了系统或谱系化，还结合考古学、农史学、民族史及民族学的相关资料，对云南的主要农耕器具进行了渊源、传播、演变及趋势等重大问题的探讨。尹教授比较注意在宏观的时空背景下，以比较研究的方式给器物定位，注意到器物比如农具的形态与生计形态及自然生态间的关联，总之，其学术成就应给予充分的评价。此外，尹著由于受日本学术的影响，其研究多少还具备一些日本“民具学”的色彩。 如果允许我吹毛求疵，鸡蛋里挑沙子，发表点个人意见，我要说《云南物质文化》已经出版的“农耕卷”和“采集渔猎卷”，也有可改进之处。尽管尹绍亭教授通过器物形态分类法赋予那些工具或器物以谱系，但也应警惕博物馆陈列品分类的局限，即应意识到此种谱系具有人为的痕迹。尹教授在采集资料时已注意到“点面结合”，并努力展示了一些“点”上资料的完整性，可不同器具间的“器物组合”似乎较少引起重视。除了“地域”，还应有“社区”概念，在社区基础上建立“器物组合”，甚至必要的统计分析，应该也是可能和有价值的。 我以为，物质文化的研究，至少应包括“器物”(形态等)、“技术”(制作和使用的知识及其实践与传授)、“背景”(传播、交易、占有关系等)和“象征”(习俗如辟邪、农耕礼仪、符号化等)这样几个基本层面。尹著和罗著在“器物”研究上都很突出，在“技术”研究方面，比较注意器物使用的技术，而程度不等地对器物的生产制作技术、交易流通(不等于文化理论里的“传播”)及占有关系等有所忽略。尹著尽管多少注意到不同民族之历史文化内涵对农耕器具的影响，在其著作中也零星表现出与农耕器具相关的习俗和仪式，但总体上说对器物的文化象征意义较少发掘，也没有对农耕器具与农耕礼仪间的关系予以系统的关注。只把器物当作“实体”来研究，而较少意识到器物有时还可能是“符号”，其符号的意义同样非常重要。这使我回想起不久前参加北京师范大学一篇民俗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时的印象。这位韩国留学生的论文题目是《中国与韩国犁的比较研究——以中国华北、东北地区为中心》，这篇论文在我看来，不仅讨论了形态、谱系、传播、制作和使用技术、流通等，其优点是还花了很多篇幅讨论“犁”在各地民俗里的文化象征意义。就此而论，物质文化固然可以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但同样不宜将它与“精神文化”完全割裂开来。这意味着，物质文化并不能只停留在“物”的层面上“就物论物”地去研究。若以云南纳西族为例，其犁的形态、谱系定位、传播、使用技术及在象形文字里的反映等都很重要，但“犁铧”在其最重要的仪式里具备的显赫位置及其象征性，难道不该也引起足够的重视吗?物质文化如果不能完成由器物层面到象征层面的提升，自然就会影响其研究的理论建树。 相比而言，罗著由于关注到民间知识的积累、传授与交流，多少具备了一些“知识人类学”的色彩，但对土著知识体系的发掘尚不够完整。罗著的优点在于他关照到了采集渔猎之物质文化层面向诸如园艺、农业、宗教、禁忌、人生礼仪、婚恋、医疗、药用等生活其他重要层面的渗透，并注意到云南少数民族“以物表意”之类习俗的普遍性。但其不足之处，或许是对采集渔猎生计与同时存在的其它生计间的复杂关系揭示不够。 坦率地对尹、罗两位先生的大著发表一些不成熟的评论，并不是说我比他们对云南的物质文化更有研究，相反作为读者我从他们的著作中学到了许多珍贵的知识，我所能够和愿意做的只是提供一个旁观者即读者的角度。无论褒扬或批评，都是因为我很喜欢他们的著作。最后这几句话本无必要，可鉴于我国学术界尚缺乏健康的评论机制，人们往往不能正确对待褒奖和批评，所以我在这里表明态度，请尹、罗两位先生谅解，并欢迎他们的反批评。 1998年8月19日 写于京郊燕北园 [1]本文原载《中国图书评论》1999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