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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女性主义者？ 女人的话题，传统上并非荷马史诗研究的关切点。然而有趣的是，当人们开始挖掘古希腊妇女的史料时，最初的材料却来自荷马。在他之前，我们对古希腊女人的情况庶几一无所知。“古希腊人的妇女观念萌芽于这部不朽的诗篇”（裔昭印，《古希腊的妇女——文化视域中的研究》，2001）。从荷马那里，我们可以窥见希腊英雄时代男女两性的关系，以及希腊人对妇女的看法和态度。 一般笼统的说法不外乎是说，荷马的世界是一个男性主宰的世界，女性的地位明显低于男性，她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生育子嗣，操持家务，只有男人才能过有意义的社会生活，才能有强烈的个人情感。然而这样大而无当的结论往往会遭到史诗本身的驳斥。《奥德赛》里费埃克斯人的王后阿瑞塔地位很高，国王也要敬她三分；斯巴达的王后海伦虽然犯下过严重的过失，归来后仍恢复了高贵的身份和地位，执掌后宫。看来，荷马时代的女人虽然受男性控制，但这种控制并非铁板一块，她们可能通过某些不寻常的手段为自己谋求到较高的地位和待遇。 荷马史诗是“男性化”的英雄史诗，却不乏各式各样的女性人物，女神、妓女、妻子和奴隶这几种女性类型几乎全部囊括。有些女性角色身份比较模糊，跨越几种类型。《伊利亚特》中阿开奥斯人的女俘就身兼妓女、奴隶甚或妻子的角色（受宠的女俘会被应许正式婚嫁她们的男主人）。《奥德赛》中的女性角色更趋复杂，同一类属下，可能形象和内涵迥异其趣。譬如，女神既有宇宙神系列的卡吕普索、基尔克，也有代表奥林波斯神统的雅典娜。除了公主、贵妇这些身份高贵的上层社会女子，女仆、女奴等地位低微的女性角色在《奥德赛》里也有相当分量的戏份，最惹人注目的当属奥德修斯家中忠仆和恶仆的两个典型：凭伤疤认出奥德修斯的老奶妈欧律克勒娅，与求婚人私通、对假扮乞丐的奥德修斯恶言相向的墨兰托。而妻子这种典型的家庭妇女形象，诗中出现了象征坏女人和好女人的两个极端的鲜明对照，阿伽门农之妻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和奥德修斯之妻佩涅洛佩（Penolope）。佩涅洛佩的出现，实质性地更新了荷马时代的家庭女性形象。荷马以极为有限的笔墨多层次地叙述了佩涅洛佩几个重要的活动和行为：织寿衣计、炉前对话、释梦（二十只鹅的梦）、弯弓比赛、婚床计。这个蛰居在织布机旁、智慧而勇敢的女子，几乎抢了荷马笔下整个男人世界的风头。荷马的佩涅洛佩一举提升了女性在希腊文学中的地位，女性形象不再只是非此即彼的两端，若非贤妻，即是荡妇娼妓。佩涅洛佩也成为荷马史诗中通常被男性视角压制并可能被妖魔化的女性形象的一个例外，从她的身上，西方女性主义批评者欣喜地发现了荷马史诗女性主义的痕迹。 难道说，荷马可能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吗？荷马史诗是披着“男性化”外衣的女性主义文本？ 随着当代西方女性主义荷马批评的积极介入，荷马研究开始具备一种新的目光——“去男性化”（im masculation）的眼光——去重新看待和评价荷马史诗如此全然“男性化”的史诗。既然各式各样的女性角色都出现在荷马史诗中，且同一类女人被塑造成有好有坏，地位有高有低，我们或许可以设问：到底荷马史诗呈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女性观？ 荷马两部史诗的女性、家庭和婚姻 总体上讲，《伊利亚特》表现的女性观念较为简单明朗，女人以各不相同的方式成为特洛亚战争的受害者，苦难的承担者。她们或者是奖励男性战功的“荣誉礼物”，如阿开奥斯人的女俘布里塞伊斯、克律塞伊斯，或者是男性英雄的妻子或母亲，如特洛亚的安德罗马克和老王后赫卡柏，直接承受特洛亚战争之苦。唯独海伦显得复杂，她既被男性普遍视为战争祸水的源头，又因为乃宙斯之女，地位特殊，被减轻或部分豁免了罪责。然而海伦在两部史诗里却不断自责自疚（她自称为“无耻人”，希腊文原意为骂人的话“母狗”），不断把自己从豁免罪责的神界天外拉回到不能免责的伦常人世。荷马对海伦的评价在双重视角间游移不定，既肯定她又批判她，这种态度却可能真实地表现了当时男性对美貌而又危险的女性的看法。 这种对女性模棱两可、意存多端的看法到《奥德赛》更加明显。奥德修斯的游历中，女性世界被一分为二，它可能是友善的，也可能是危险的，诗中女性的角色和地位都愈加模糊不清。另外很矛盾的是，《奥德赛》既让阿伽门农作为男性的发言人说出怀疑和非议世上所有女人的极端厌女主义言辞（阿伽门农的话也许是西方文学漫长的厌女主义历史上的第一份总结），又塑造出可供后世女子追随仿效的贤妻良母典范佩涅洛佩，并给予她男性世界的最高奖赏——美名百世留芳。荷马的确同时呈现给我们好女人和坏女人，不过据学者们统计，荷马史诗对好女人的赞美被提及的次数频率，不及对坏女人的责难（M.Katz,“Ideology and‘the Status of Women’in Ancient Greece”,1995）。总的来说，好女人和坏女人、友善的女性和危险的女性成为两极对立的女性世界，诱惑或威胁着奥德修斯代表的男性世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