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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以这四大板块为基础，我们应怎样理解中华文学？ 梁庭望：对中华文化结构的划分规定了中华文学的关系，这就是中华文学是由四大板块构成的，汉族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实际上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在这里，我想对少数民族文学做一个界定。我认为，少数民族文学应当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已经确认的55个少数民族的作品；二是历史上曾经活跃于中华大地上的少数民族的作品；三是作品无论是属于民间文学还是作家文学，无论是用少数民族文字写作还是用汉文写作，无论是少数民族题材还是汉族或国外题材，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当代作品，只要其创作主体是少数民族，就属于少数民族文学。 记者：您将构成中华文学的主体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汉族文学，一部分是少数民族文学，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梁庭望：正确理解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是“中华文化板块结构”学说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之一。我认为，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是互相补充、互相传播、互相吸收、互相借鉴、互相融合的，这种交流也发生在各少数民族文学之间。 历史上，汉族文学对少数民族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首先，汉族文学思潮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比如，《诗经》、《楚辞》分别开启了中华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源头，二者的传播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骈体文、“古文运动”的兴起，也在同一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有生动的体现。其次，汉族文学题材广泛渗透到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当中。例如，许多南方民族将汉族的四大传说改编为叙事长诗，叙事诗《梁山伯与祝英台》已经在壮族、白族、侗族、苗族、瑶族等十多个民族中发现，在壮族中已经发现十多种梁祝叙事诗版本。在壮族的8种民间戏剧中，其剧目的汉族题材占到一半以上。当然，引入这些题材时，各民族都根据自己的审美要求做了民族化的处理，但其题材来源是清晰的。第三，汉族文学体裁对少数民族文学影响很深。汉族作家在古典诗词、小说、散文和戏剧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这些文学体裁也影响到少数民族作家。在南方，有大量少数民族作家诗人用汉文写就的诗词传世，在北方属阿尔泰语系的民族中，也留存着许多汉文诗词。第四，汉族作家个人魅力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产生影响。比如，唐代诗人杜甫同情人民的情怀，李白对权贵的批判，都在少数民族作家中产生共鸣，使其文学作品更加关注人民的生活和苦难。第五，汉族文学的写作手法和写作风格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影响。比如，屈原的悲壮与深沉、曹植的悲愤、李白的浪漫、苏轼的豪放，这些文风不仅被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模仿，还以理论的形式得到提升。 在为汉族文学影响的同时，少数民族文学也丰富着汉族文学的内容，推动着汉族文学的发展。比如，历史资料证明，屈原所作《九歌》反映的是越人的民间祭祀活动；两晋时期十六国中有13个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这为汉族文学形式由骈体文向唐诗发展奠定了基础；西北民间长短句引入中原地区，中原地区的文人在模仿长短句形式的基础上，按照汉语习惯将其改造为后来的宋词，并保留了长短句的词牌名；元朝的建立改变了中原传统文化发展的轨迹，元杂剧由此产生。 记者：您刚才提到正确理解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是“中华文化板块结构”学说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中华文化板块结构”学说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哪些？ 梁庭望：简而言之，还有另外3个层次的问题：一是区域性民族文学的共性问题。比如，哈萨克族文学和维吾尔族文学有许多相似之处，应该打破过去单一民族研究的界限，将其放在一个区域中来考察。二是整个少数民族文学的共性问题。相对于汉族文学而言，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也有自己的特性。比如，民间文学比较发达；文学作品中既体现出对汉文化的仰慕、向心力，又体现出对汉族建立的中央政权心存防备等等。三是少数民族文学、中华文学与周边国家民族文学的关系问题。我国与多个国家毗邻，有许多跨界民族。从位于边境的文化区来看，东北文化区是外向的，中华文化影响到了朝鲜、日本；西北文化区是内向的，阿拉伯、中亚文化对这片土地的影响很深；青藏文化区也是内向的，产生于南亚的佛教辐射到这里；长江中、下游文化区是外向的，对越南、老挝、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影响很深。 记者：您通过多层面、多角度的分析，不仅展现出一幅生动、多元的中华文化史画卷，还让人从中感受到了中华各民族间的交流、互动。 梁庭望：中华文学史是以汉文学为主体，多民族文学有机融合而成的，它是中华民族关系的折射和写照。无论是当今的56个民族，还是融于其他民族的古代民族，各民族间都是血肉相连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应当在中华文学史中得到体现，这是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观所要求的。正因为如此，“中华文化板块结构”学说受到了各方的重视。多年来，我以这个学说为指导，先后主编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民族文学概论》等多部著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还开设了相关课程，培养了十多位民族文学整体综合研究的博士生。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的副理事长、当前民族文学理论界的学术带头人，我有理论开创的责任，但是，要使文学理论界改变传统观念，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本报记者 牛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