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埃格林博士访谈 塔特亚娜·埃格林（Tatjana Eggeling）博士，1963年生于斯图加特，与本迪克斯合编《名称及其意味着什么：民俗学专业中的命名之争》等。 访谈时间：2006年5月22日下午 访谈地点：埃格林博士的办公室 户晓辉（以下简称户）：你在给学生讲授“文化研究”的课程，那么，文化研究与民俗研究有什么区别吗？ 埃格林（以下简称埃）：它们有不同的传统，但并非一个在这里，另一个在那里，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我们不再做原初的民俗学研究了，我们谈论得更多的是社会科学，我们关注人们的社会情境，我们试图解释的不仅仅是文化本身，而是人们所处的社会情境。文化研究是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英语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我想，我们可以运用文化研究的理论视角来研究我们的许多问题。 户：本迪克斯教授给了我一本你和她合编的书。我已经读了一部分，挺有意思。你能介绍一下德国民俗学的新动向吗？ 埃：当然可以。但这已经不是最近的了，我们的变化已经有些年头了。 户：至少从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 埃：是的。就哥廷根来说，尤其是从本迪克斯教授来此执教以来，我们的变化很大。最近10余年来，欧洲社会变动频仍，我们在尝试新的方法、新的民族学和民俗学研究。你从我们课堂上的阅读资料中就可以发现这些变化。 户：在那本书里，有些学者谈到了德国民俗学的“特殊道路”。 埃：我不敢断言存在着德国的“特殊道路”，不过，当你和别的国家比较时，也许存在着这种“特殊道路”吧。因为即使是欧洲国家之间，毕竟文化和传统都不尽相同。 户：在那本书里，也有学者谈到了德国民俗学的“美国化”（Amerikanization）问题，你对此问题的看法如何？ 埃：我不能肯定是否能够称之为“美国化”。我认为，看看别人是如何做的，这很正常。 户：当然，我想声明一点，我不反对不同文化和民族之间相互学习。我的意思是，德国是哲学的故乡，你认为德国民俗学与德国哲学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呢？ 埃：当然，在19世纪，它们之间曾经是有联系的。你大概知道赫尔德，是当时的大哲学家之一，我们也认他为祖师爷，可以说他是民俗学的缔造者。在19世纪，民俗学与哲学的发展在许多方面都集于一人之身。在当时，你很难将二者分开。因此，你可以说，它们之间的联系很密切。 户：而现在呢？ 埃：现在，所有哲学著作（在民俗学研究中）都不再发挥任何重要的作用了。 户：你这么认为吗？ 埃：是的。显然，我不是说哲学不重要。哲学重要，但哪个学科的研究者会真的去和哲学家讨论问题呢？只有哲学家才和哲学家交谈。不过，按照传统，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并不讨论哲学。所以，他们做他们的研究，我们做我们的研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中国的情况如何？ 户：在中国，情况也大体如此吧。但我想，为什么我们的学科总有危机存在呢？ 埃：我不知道中国的情况如何。但在德国，我不认为我们存在着危机。我们是一个小学科，目前我们没有自然科学那么多的钱来从事人文科学研究。当然，每个小学科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但这并非内在的危机，而是来自外在的“威胁”。 户：我认为，如果存在着危机，那一定是来自学科的内部，而非外部。 埃：是的，你能够看见它吗？ 户：在中国，我认为有危机，即使我们并不担忧我们学科的名称。在《名称及其意味着什么：民俗学专业中的命名之争》一书中，茨尔克·哥契（Silke Göttsch）说，民俗学想研究一切：至少是几乎一切东西（Volkskunde alles untersucht： Zumindest fast alles）。但我想，当一个学科什么都能研究，什么都能做的时候，它大概什么也不是了。我的意思是说，它还能够作为一个学科存在吗？ 埃：我不这么认为。问题是你选择什么来做研究。你可以研究性别，可以研究媒体，这取决于你如何研究，而非你研究什么。不管你研究多少东西，差别在于你如何研究。我们可以研究构成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一切东西。 户：是啊，但我们研究方法的特殊性在哪里呢？比如，我们的方法与文化研究的方法有什么不同？ 埃：我们能研究一切，文化研究也能够研究一切。但我想，我们可以和社会学研究同一个对象，而我们的研究方式不同。我们有不同于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这才是构成一个学科的东西。首先，我们有来自民俗学的传统，这种传统非常接近日耳曼学。其次，我们虽然也使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但我们有自己特殊的理论和方法。再次，我们的学科是一门研究日常生活的科学。这三点构成了我们学科之所以成为学科的内容。 户：那么，“日常生活”与生活世界有什么关系呢？ 埃：我认为，生活世界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取决于你如何使用这个词。生活世界或生活方式决定人们如何与自己的日常生活打交道。我的生活世界是一个特殊的世界，它包括我对世界的感知、我个人狭窄的社会环境等。它可能和你的不同，而我们的日常生活要大于我们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更小。 户：我可否认为德国当代民俗学更关注日常生活了呢？ 埃：当然可以。我们的学科是一门有关日常生活的科学。 户：但我来德国以后，有一种想法，或许仅仅是一种感觉吧。据我所知，至少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德国民俗学者一直想摆脱他们的过去，即摆脱国家社会主义的影响。 埃：我们应该摆脱它的影响。 户：但你一定听说过“倒洗澡水连婴儿一起倒掉”的说法吧？我想，在这个摆脱自己糟糕的过去或者不怎么好的过去的过程中，也许有一些好的东西也被你们抛弃掉了？ 埃：不会太多。这涉及到民俗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都做了些什么，而这些对我们的今天又意味着什么。这很像一种颠覆，但并非针对一切。当代德国民俗学有新的定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倒洗澡水连婴儿一起倒掉”。 户：你知道，赫尔德和格林兄弟的民俗学思想对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学者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的民俗学当然也受到浪漫主义的熏染，现在，我们也希望摆脱它的影响。但究竟什么是浪漫主义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呢？我只是担心，我们会简单而轻易地抛弃这份遗产。我想，德国学者大概会认真对待这份遗产的，我们不必全盘否定它。 埃：不，没有人这么做。只有知道你从哪里来，才能知道你将向哪里去。对文化遗产加以讨论的重要性正在于此。 户：在某种程度上，德国学者应该具有其他许多国家的学者所难以具备的思考深度。 埃：我不知道。也许你能够发现，因为你来自外部。 户：赫尔德和格林兄弟的民俗学思想虽然有些已经“过时”了，但他们的另一些思想…… 埃：说起赫尔德和格林兄弟的民俗学思想，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可以和本迪克斯或其他人谈。因为我研究的是20世纪的性别、媒体等领域。 户：我相信德国的学者应该可以为世界贡献出独特的思想资源。 埃：我希望如此吧。 户：你们的研究所隶属于哲学系，这种隶属关系仅仅是形式上的吗？ 埃：这取决于不同的大学。你知道，图宾根大学的研究所就隶属于社会科学系。 户：但它在改名之前也是隶属于哲学系的。 埃：是的，但无论如何，他们做的和我们做的很接近。所以，隶属不同的系并不能造成差异。我们也可以隶属于社会科学系，但我们和他们做的是一样的事情。 户：你的意思是说，你们研究所的研究方法和哲学系没有关系？ 埃：这和属于哪个系没有关系，而是取决于人们想干什么。你提的这些问题很重要，我想我们一定还有机会继续讨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