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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学者们稍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便将在西南期间的研究作进一步整理，理论上也作了些总结，如费孝通将他在云南的禄村、易村、玉村的调查报告合写成英文著作《被土地束缚的中国》，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林耀华在1947年出版了《凉山夷家》、《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四土嘉戎》；江应樑在1948年出版了《西南边疆民族论丛》、《摆夷的经济生活》、《西南经济文化论丛》。 20世纪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第一阶段，与古代相比有了很大的发展，并逐渐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可以从以下几点表现出来： 第一，从民族史观上看，大部分研究者虽然没有完全杜绝华夏中心论和民族歧视心理，但也注意到重视各民族的平等，强调研究要为各民族的团结与合作服务。产生这种思想的背景是当时中国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阴影之下，中国各民族平等的思想有利于反对列强，这是民族史观的重大进步。因此，学者们不再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不再侧重于政治统治，而是站在国家和中华民族发展的高度进行学术研究。 第二，从研究的内容看，已开始超越旧有的族源、政治斗争等范围，向经济、文化等领域渗透，研究更加专门化，学术研究开始规范，许多有利于学科发展的学术观点、学术概念被吸收到民族史研究中来。出现了许多专论和专著，不仅数量多，质量也有所提高。 第三，从研究方法上看，已开始注重历史文献与实地调查相结合，同时也开始利用考古学、语言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以之丰富西地民族史的研究。 第四，与古代相比，西南民族史研究进入了一个自觉的阶段，参加研究的人多为受过专门训练的专家学者，因此，研究的面宽且有一定深度。 三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但学术的发展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1950年以后不断的政治运动对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至少在学科发展、研究方向、方法上都有负面影响，政治常常左右着学术研究。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政治发展的特定背景下，西南民族史研究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1949年至1959年，第二时期为1959年至1978年，第三个时期为1978年至20世纪结束。 新中国成立后，西南各高校、各研究机构的相关研究人员，带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建国初的民族研究工作，学者们在认真参加思想改造的同时，还积极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努力工作，报效国家，致力于西南民族的学术研究中，发表了一些西南民族研究的论文。 1950年至1952年，中共中央先后派出西南、西北、东北内蒙古民族访问团，赴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慰问，了解民族地区情况，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1950年6月，西南访问团分三个分团，分别访问西康（一分团）、云南（二分团）、贵州（三分团）。访问结束后，将访问过程中的调查资料整理成《云南民族情况汇集草稿》，后来又将其中关于西双版纳的调查资料收入《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僚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一）》一书中，再后又将访问团的调查资料编为《中央访问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下）。西南三分团在贵州访问结束后，也写成了调查报告《贵州少数民族情况及民族工作》，后来又出版了《兄弟民族在贵州》一书。［1］（P54、P55） 20世纪50年代初，中共中央面对民族状况不清，民族称谓混乱，不利于落实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这一现实情况，提出了民族识别的工作任务，西南是此项工作的重点。1954年5月到10月，中央民委派出云南民族识别调查组，到云南的文山、蒙自、玉溪、大理、丽江、普洱等地，对彝族、壮族、傣族、哈尼族的支系进行民族归并和调查；1955年4月至8月，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受中央民委的委托组成贵州民族识别调查组，提出“穿青”不是少数民族是汉族，仡佬族是一个单独民族的民族识别意见。此后，通过实地调查和情况分析、比较、识别、归并，又识别了西南的仫佬族、布朗族、阿昌族、普米族、怒族、德昂族、独龙族、毛南族、基诺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