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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研究是他在改革开放初期萌生、20世纪80年代倾力经营、稍后进入建构民间故事学的一个学术起点。他最初写作的一组总题为《一个著名故事的生活史探索》的文章，他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淌来儿”故事、“蛇郎”故事、“找好运”等故事（类型）的“生活史”的追踪研究和文化价值探求，不仅使他跨入了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乃至比较文学研究的殿堂，更重要的是使他的故事研究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的学术视野不断扩大，研究方法逐渐从单一到多元综合，从地理历史研究法，到把类型研究与功能研究、意义研究结合起来，从跨国跨民族的比较研究到跨文化研究，从文本研究到历时的、共时的、多侧面的比较研究，到结构形态研究……一言以蔽之，文化研究的介入，不仅打破了他的民间故事研究的单一的文艺学研究、也打破了西方来源和背景的类型研究的困局。他在中国故事类型学研究上付出了大量心血，直到20世纪末还主持了一项《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课题，选择和归纳了60个习见的中国故事类型加以剖析，以全面体现他对故事类型研究“本土化”的学术理念。本选集中所收入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方法论探索》和《关于民故事类型学的一些思考》两文，颇能代表作者的企愿和理念。笔者在为《中国民间故事史》写的评论中发表过的意见：“作者摒弃了在我国学术界习惯已久的、脱离民族文化根基的、因而是形而上学的陈旧方法，即用分析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代替一切的方法，广泛地吸收一个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特别是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比较文学等新兴学科、边缘学科的研究方法及所取得的成就，探索运用于中国的民间故事史研究中，既剖析民间故事的‘母题’和‘类型’，又注重发掘其被形式所遮蔽着的民族文化底蕴……”我想仍然可以移用来评价收辑到这本选集来里的相关论文。笔者以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可以视为刘守华故事研究的一个转折。但与西方人不同的是，他始终坚守的，是民间故事的核心或本质是其艺术世界。在他的学术理念中，“中国民间故事是在多重文化纵横交错的历史背景下构成演进，从而获得丰厚的文化内涵与多姿多彩的艺术特色的。”（《中国民间故事史绪论》） 刘守华故事研究的另一特点，是伴随着中国民间文学事业的步伐，其研究对象和题材的不断拓展。在世界民间故事学术史上，20世纪80年代中国故事研究有两大贡献：第一个贡献，是先后发现了两个故事村（河北省藁城县的耿村；湖北省丹江口市的伍家沟村；90年代又发现和报道了重庆的走马镇）；第二个贡献，是发现了许多著名的故事讲述家，并陆续出版了他们讲述的民间作品。刘守华虽然不是故事村和故事家的直接发现者，但他却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现象，及时地写了《中国鄂西北的民间故事村伍家沟》、《清江流域的女故事家孙家香》、《汉族杰出的民间故事家（刘德培）》等多篇文章。以往，由于西方民俗学把民间故事只看作是民俗的衍生物，而非独立的口头语言艺术作品，故而传统的民间故事研究，多半也就沿袭西方人开创的研究路子，较多地关注和研究民间故事的类型等，而对民间艺人（故事家、歌手）的个性特点及其对民间作品的创新、增益，则极端忽略。在我看来，前苏联时代学界对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的形式主义倾向的批评，从学术的角度看，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中国学界，在美国人肯定普罗普的理论贡献后，也跟着掀起了一个“普洛普热”，窃以为，这里面多少有点儿盲目性。中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的两大贡献，其核心是对故事讲述家个性特点的发现与张扬。1985年10月20日《民间文学》杂志社率先举办了“《金德顺民间故事集》及故事家座谈会”，第一次把中国民间文学学术界对故事家的新主张新见解公布于世界。发表在《民间文学》杂志1986年第3期上的刘守华的发言《刘德培与金德顺》，着重讲了故事家讲述的故事的社会环境与传承关系以及他们的艺术风格，而故事家的艺术风格，在西方民俗学家们的研究中，则常常是缺位的。可惜的是，西方世界对中国学界实在是太缺乏了解了，他们似乎并没有从中国人的发现和主张中得到什么启示和教益。 对象和题材的拓展，还表现在守华对道教与民间文学、佛教与民间文学（主要是民间故事）的关系的研究。这两项研究是执着而有成效的。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决定要为刘守华出版一本学术自选集，他打电话要我为其写序，并把他的编选设想告诉了我。我欣赏他把“民间故事的艺术世界”作为他的自选集的主题和书名。这个思想和题名体现了他久蓄的心迹。任何选集都会有局限，但我认为，这本选集多少能代表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一般读者从这本选集中，就可以大体了解到作者学术研究的方向和学术思想的概貌。 这本选集的出版之日，当是守华兄的75岁正寿之时，此著将是他为自己准备的一份生日礼物。我借此表示我的良好祝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