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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木朵：巴尔扎克曾有言，“从前，诡辩家们对少数人讲话，今天，定期报纸使他们把整个国家引入了歧途。”从欧洲十九世纪的经验上看，报业的发展曾使“文化产业”史无前例地膨胀，同时报纸不断呼吁作家、艺术家与市场建立联系，并借市场的无名制约在他们之间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差别，还邀请“大众”来鉴赏这些差别，使得作家、艺术家对“大众”又爱又恨，怀有二心。你在一家报社工作，是否感受到了报业发展对文学事业的促进？在文学副刊的场合里，是否不断形成一个个“圈子”——它们有益于文学的传播？你如何看待“文人圈子”？又如何对待作家与出版家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上的滞后性是否使当代中国人看到曾在某地出现的波澜重现身边，在自我挖掘之际，你会对作为无限素材的一幕幕人间喜剧感慨不已吗？ 桑克：我从事报业已经十五年。最初我怀有启蒙的理想，但却屡屡碰壁。现在我仍旧没有放弃，但热情渐失。我写诗碰到的困难大多来自自身，来自深处，而从事报业的困难则大多来自我无法控制的外部世界。即使是在成熟的欧洲，报业对诗或诗人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呼吁作家与市场建立联系本身就是错误的。作家或诗人自有使命，对我来说，读者始终是抽象的意外的，我只能把它想成一个人，而不能想成一群人。你知道，你处心积虑所写的作品即使朴素得不能再朴素，在一个文盲和妄人仍占一定比例的国度里，它的有限性和可接受性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如此，我仍旧坚持自己的工作，即使没有一个人读。我不为未来的人写作，也不为今天的人写作，我仅仅为我自己，如果有人意外看到，我认为那是额外的收获。文学不是商品，它的市场化就是自取灭亡。市场可以使一部分艺术家扩大影响，并使之获得物质利益，这是事实，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本质上市场始终是艺术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在欧洲发达而正规的市场尚且如此，那么在不正规的地方更没有什么可说。所以，对市场我始终保持着警惕，说它是一把双刃剑仅仅是一种粗浅的常识，更深的意思则有赖这一代人做出深刻的反省。市场和作家如果彼此奢望和睦相处，那么市场应该为作家提供服务，而不能牵着作家的鼻子走，这是最起码的合作前提，但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而作家引导市场听起来更像天方夜谈。至于报业对文学有否促进的问题，我认为促进肯定是有的，但 却是相当有限的，而且有时甚至拉倒车。《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这一南一北两张四开报纸是目前罕见的促进典范，它们比较踏实地做了一些建设性的工作，诸如开办诗歌专版。其他报业呢？人云亦云者有之，无知兼冷漠者有之。有的甚至起着巨大的负面作用，促进文学娱乐化的轻佻倾向蔚然成风。另外一些则在偏僻角落默默而严肃地做着自己的工作，或能培养一些文学的种子。如今这一传播文学福音的的工作更多地让位给复杂而自由的互联网。 文学副刊早已丧失昔日地位，许多报纸取消了文学副刊，剩下的不过成了摆设，这是意识形态与市场共谋的结果。虽然对仅存的部分，我屡有批评，但我仍然向这些有限的坚持表示敬意。没有它们，荒原就更加名副其实。如果文学副刊形成圈子化不是普通的人际关系，而是精英化的另类表述，那么我是坚决支持的。文明的顶端从来就是精英化的。但它并非高高在上，它只显示思想深度和才能立场的差别，并不具有道德的优越性。这是必须要分开的。文人圈子，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成了合理的存在。这也是文学史的常见现象，共同倾向形成流派，不同倾向形成团体。它们形成自我教育的小环境，切磋技艺，互慰寂寥。它们另外一个特点是松散，并无严格的边界和约束，这和政治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明显不同。作家和出版者之间本是合作的关系，但也是矛盾的关系。出版者关心的是市场，作家关心的是品质，他们的交织部分构成合作的基础，但矛盾的部分也显而易见。如果矛盾不能协调，合作必然终止。从文明角度应以作家为中心，但从社会角度，优势群体无疑还是出版者。这个问题其实是比较清楚的。其实何止是经济滞后导致相似性事件，其他领域也是如此，只要温度适合，同类事件照样出现。这里暗中体现了历史的规律性。作为我而言挖掘自身是主要工作，但我同样挖掘我所能观察到的一切，因为这些人间喜剧也一样和我息息相关，我愿意把它们当作我的一部分看待，因为我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们一举一动都关系到我的生命我的生活。我不能抛却个人而孤立地研究，否则没有意义。研究历史和社会，如果不是为了现在，如果不与今天的个人实际生活产生联系，也一样没有意义。诗永远和今天有关，和个人有关，即使是风景诗或历史诗。只不过这种审美关系表现在诗歌之中比较复杂，并不意味简单或直率才是唯一的表达。(来源：诗生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