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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及到数字方式，文化遗产的生产就具有了更大的空间——因为数字内容产业是目前“处在发育和渐渐明晰中的产业领域”，在图像、文字、影像、语音和数字化技术不断发展和与传统传媒、电视电影、游戏、出版不断融合的过程中，“所有移动应用服务网络服务及其他与数字内容产品有关的服务，包括手机短信传输、手机导航、网络连接、网络数据存储、网络视频的提交、分发、管理等”［21］都将成为文化遗产数字生产的新型方式：数字影音、电脑动画、数字游戏、数字学习、数字出版典藏、内容软件、网络服务和数字艺术……等等，这种文化遗产的数字生产，不仅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也让文化遗产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得到充分的发育，不断找到其在当代发展演变的新的空间。更重要的是，这些新的技术方式本身，参与性远远高过传统的媒体技术，遗产地的民众可以方便地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大大地提高了他们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中的话语权。这对于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高小康先生一再地强调，“脱离了当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主流”的“隔离式保护的效果可能如同临终关怀一样，只是使这些文化形态勉强延续一段时间而已”［22］，对此笔者深深赞同。数字传承和数字传承人的加入，将有助于改变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这种现状。 参考文献： ＊ 本论文为云南省哲社规划项目“传播生态学视域中的云南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生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编号：YB2009043） ［1］苑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之忧［J］．探索与争鸣，2007（7）．66－68． ［2］刘锡诚．传承与传承人论［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社版），2006，（5）．24－36． ［3］［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M］．丁未译．华夏出版社，2005．1 ［4］学界对这种关系正在进行着日渐细致的梳理，如苑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之忧》对民间传承人与其他主体之间的主客关系进行了思考，李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生产的新型共同体＿基于村落研究经验的分析》对民间传承人与学界的合作与博弈进行了分析，等等。 ［5］其实数字传承人与这场博弈中的各种主体都紧密相关，如对政府主体的依附（包括从宏观的意识形态到具体的支持经费的获得），与商界、媒体的合作（把遗产的“蛋糕”做大），对学界的依赖（其实这种依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另一重把关）。 ［6］许林田．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载体［J］．浙江工艺美术，2007（12），97－101． ［7］［美］爱蒂丝·布朗·魏伊丝．公平地对待未来人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8］方李莉．遗产：实践与经验［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156． ［9］高小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否只能临终关怀［J］．探索与争鸣，2007（7）．61－65． ［10］［美］马歇尔·萨林斯．甜蜜的悲哀［M］．王铭铭，胡宗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41． ［11］彭兆荣．遗产：反思与阐释［M］．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20． ［12］彭兆荣．形与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述传统［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3）．54－61． ［13］田壮壮．《德拉姆》：呼吸山水［J］．电影艺术，2004（5）．31－36． ［14］转引自江宁．绚烂而深邃的历史行程——纪录片《德拉姆》的人文诉求［J］．当代电视，2007（1）．38－39． ［15］田壮壮．选择了一生中最愉快的事业－—田壮壮电影纪录片《德拉姆》交流座谈会［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4（6）．62－69，92． ［16］贾宏．纪实与纪录：历史、文化、记忆——以田壮壮的《德拉姆》为例［J］．戏剧文学，2007（6）．88－90． ［17］彭兆荣，吴兴帜．客家土楼：家园遗产的表述范式［J］．贵州民族研究，2008（6）．51－57． ［18］贾宏．纪实与纪录：历史、文化、记忆——以田壮壮的《德拉姆》为例［J］．戏剧文学，2007（6）．88－90． ［19］高小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否只能临终关怀［J］．探索与争鸣，2007（7）．61－65． ［20］高小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否只能临终关怀［J］．探索与争鸣，2007（7）．61－65． ［21］王斌，蔡宏波．数字内容产业的内涵、界定及其国际比较［J］．财贸经济，2010（2）．110－116． ［22］高小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否只能临终关怀［J］．探索与争鸣，2007（7）．61－65． （本文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年0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