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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的诗文评点中，“知人论事”是评判者不可缺少的依凭。毕竟，精神产品的形成不可能离开作者个人的、个性化的经历、经验、情感及知识结构背景。即使在学术研究日益被规范化、格式化的今天，这一基本态度和方法仍然是感受和领悟一本学术著作深刻内涵的有效途径。这是我在读到江帆的大作《民间口承叙事论》一书的第一个感觉。 江帆开始从事民间文学的搜集和整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尽管“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这一大型国家项目足以提高民间文学的地位和声望，口承叙事的搜集和研究在当时仍然被看做是“土”与“俗”的下里巴人而难以进入主流学术圈。当我还在为能够读到片言只语的所谓新潮理论而兴奋欣喜、对民间文学的搜集实践却了无兴趣的时候，江帆对民间文学表现出来的热爱与激情曾经让我深深感动：以江帆为人为文的雅致而如此痴迷于在老百姓中间口耳相传的叙事，至少可以表明，民间文学在表面的“土”与“俗”之下，自有其潜藏深远的动人之处。 本书共分四编。具有概论特征的第一编“口承叙事综论”引导读者进入这一学术领域，作者在此厘清了口承叙事的定义、口承叙事作品的一般特征、价值、类型以及该领域的研究现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编的两个附录。在附录一“辽宁省常见故事类型索引”（江帆，2003：33－45）中，作者采用目前国际上仍然通用的AT分类法，归纳出27个常见类型及其分类序号，在每一类型下附有情节摘要和在县、区基础资料卷中的分布情况（标明卷名及页码）。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分类仅是手段而已，并非研究的目的所在。作者提供这份以耗时费力为代价的类型索引意在为后来的研究者奠定必要的资料基础。附录二“辽宁口承叙事作品类型与特征论析”（江帆，2003：45－53）也透露出作者有意将自己的资料优势与同道学者分享、为后来学者提供研究线索。凝聚着作者的苦心与苦力的两份宝贵的研究成果被当做附录置于不引人注意之处，实在非常可惜。我甚至觉得它们的分量完全可以作为本书中的单独一节。既然本书目录中未提及这两个附录，我觉得有必要特意提出一下，以免不经意的读者会与之失之交臂。 与从文本审美出发的民间文学研究者不同，从搜集实践走向理论阐释这一“非典型性”的学术经历，使作者自然而然地将其关注范围扩展到文本以外的边缘地带。作者在这一领域内的研究成果集中于本书的第二编“口承叙事的讲述者”和第三编“口承叙事的空间与情境”。借用史学界将史学边缘地带研究称为“外史”（如江晓原著《天学外史》）的先例，我姑且将江帆著作中的这两编称为民间口承叙事的“外学”。 我认为，在这两编中，作者对讲述者的关注和研究可圈可点。民间口承叙事是以人为载体的，讲述者承载与传播着民间口承叙事，在民间故事的流传过程中，他们担当了最为核心的角色。也正因为如此，对讲述者的关注是让民间文学摆脱纯文本研究的桎梏，获得其在社会背景及日常生活语境中的关联的最佳突破口。毕竟，作为社会存在的讲述者与听众都是在日常的时空情境中通过讲述与聆听去表达和体验他们的感知与感觉。作者对辽宁省新民市的故事讲述人谭振山的个案研究，积十几年的跟踪采录、访谈资料，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民间故事传承者及其传承活动的生动画面：他的故事的传承关系，他作为民间文化传承人的自觉意识，他的叙事特色及其文化根基。江帆与谭振山的密切合作，为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界挖掘出一份宝藏，尽管对这一宝藏的真正价值我们今天还无法完全估量。 本编的内容也表明，对民间故事讲述者的研究有很多不同的切入角度，如作者对作为讲述人个体的谭振山所进行的传记式研究，或者对作为讲述者群体女性传承人叙事活动的文化特征进行总结与概括，都是一些独特的、有意义的角度。我在这里有意避开作者在书中使用的“故事家”这一概念，因为在我看来，“故事家”的封号是社会、政府、学者对讲述者的传承贡献表示尊敬与认可的一种方式，但不是学术意义上的分析概念。具有怎样的资格才可以被称为故事家？在理论层面上，这一概念自身的模糊性足以使其外涵无法确定；在操作层面上，对“故事家”的认定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采录者搜集到的、该讲述者可以完整讲述的故事的数量。这种量化的统计既无法反映传承内容的质地，又不足以展示传承的实践过程。这类量化数据充其量可以证明只有少数人才拥有超常的对民间故事的吸纳和保存能力，即使民间文化的传承与保留也需要依赖民间中的“文化精英”。但是，当我们试图去关注口承叙事对某个特定群体的意义与功能的时候，我们的视线就会自然而然地转向与“故事家”相对应的、处于另外一个极端的人群：尽管他们是那些最缺少叙述和记忆民间故事能力的人，但是他们还是能够讲出一些耳熟能详的故事来。我们需要回答的是诸如此类的问题：哪些故事拥有最多的讲述者？为什么它们会被普遍地讲述？不同的讲述者肯定具有不同的文本与不同的表演，为什么它们会如此不同？它们的共同之处在哪里？出于怎样的原因？回答这些与非“故事家”相关的问题，也应该是讲述者研究的任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