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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沃尔夫冈·卡舒巴的民俗学与文化史研究新著《跨越距离：现代欧洲的时间与空间》一书的导言中，他指出了为什么文化科学有理由、也有必要将人们在时空感知上的改变当做观察和理解社会变迁的核心轴线来看待：“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空间和时间都是人类观察和把握世界的基本坐标体系…… 我们的‘空间—时间’认知坐标及其文化构造最深层次地保留了人类学意义上的动机：它们受制于个体存在的历史条件及其文明的可能性，同样也受制于社会存在的文化规则和象征形式，受制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秩序和意义阐释。”（沃尔冈·卡舒巴，2004：9）无独有偶，江帆的口承叙事研究也关注到了时空的问题，这便是本书的第三编“口承叙事的空间与情境”。从对讲述内容中所体现出来的时空指向的分析中，研究者可以重构出口承叙事形成的物质背景和文化条件；讲述者与听众对讲述活动的时空环境的刻意营造，是理解讲述活动本质的最关键性的环节。对时空指向的关注，使作者在民间文学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其意义正如作者概括的那样：“通过一个具体的讲述者对文本在时间与空间指向及文本意义的建构的分析，演示了如何将民间叙事文本还原于田野，还原于讲述者的生存环境、生命状态、个人生活史、叙事传承活动等特定的‘情境’之中，将叙事文本与其存活的‘上下文’联系起来，进行了一种综合的动态性的探索和阐释。”（江帆，2003：170）其实，对叙事活动中时空指向研究的另一重要意义是，它可以突破以往的过于偏重可固定存储的资料信息，往往忽略讲述活动中转瞬即逝、无法保留但是却至关重要的信息的倾向，比如德国哥廷根大学民俗学教授瑞吉娜·本迪克丝不久前提出了应该关注讲述过程中声音的应用，将声音作为叙事载体的观点。我个人尤其欣赏的是，江帆将研究者自身也纳入叙事时空情境之中，毕竟研究者所能采录到的叙事作品只能是讲述者、听众和研究者三者之间互动的结果。换句话说，研究者对民间叙事活动和叙事内容的分析是一种（主观的）阐释，而且研究者自身参与了叙事活动的营造，影响了叙事内容的形成。表面上看，这些非客观性的因素似乎削弱了民间文学研究的“科学性”。但是，如所有的人文科学一样，无论研究者出于怎样的良好意愿，都无法将研究对象完全客观化：他们毕竟只能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和程度上，以当时当事人的眼光来看待事物。民俗学者对此尤其不抱有太多的幻想，因为他们对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复合性有最为切身的体验，他们对研究对象的感知和阐释也不得不受制于自身的时空地平线。在我看来，民间文学研究中的过分“科学化”的手段和程序实际上是对其自身意义与目标的背离，尤其是当我们想以此为手段来证明某个结论时，其效果可能会正好相反。按照波普尔的哲学观点，科学只能证伪却无法证实，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中也只能如此。 民间口承叙事的“内学”，即对叙事记录文本主题、内容、结构与语言风格的研究，集中于第四编“口承叙事的文本解读”。对遴选出来的16个广泛流传的叙事主题，作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法来加以阐释。其实，这些以文本类型为核心的比较研究往往已经超越了纯文本的范畴，从而呈现出将民间文学的“外学”与“内学”融会的趋势。比如通过对在中日流传的“断手姑娘”类型故事的比较中，分析在具有普遍性的善、恶观念中投射出的本土文化传统和观念意识；从“牛犊娶亲”类型的故事中分析传统的家庭结构和财产继承规则；从“路遥知马力”这一俗语故事中分析民间社会中的人际交往模式以及对“朋友”这一概念的民间理解；从“义犬救主”类型的故事中，作者看到的是超越人与动物相依关系之上的道德表述；从“老鼠嫁女”故事的比较分析中，作者透视的是自然生态链中的人鼠关系；从以人参故事为例的神奇宝物故事类型中，作者挖掘出民间的精灵崇拜信仰以及民间叙事中蕴藏着的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内容。其实，作者对每个叙事主题的分别研究也都可以作为单独的论文来阅读。在这些篇幅并不长的个案研究中，有扩展潜力的学术增生点比比皆是，很多可以成为极好的学位论文选题。 我从来没有真正从事过民间文学的“内学”与“外学”的研究，因此我是以外行的眼光来看待这部研究口承叙事的著作。但是，任何经验文化科学如民俗学、社会／文化人类学都离不开民间文学。从民间文学中，我们可以读出普通民众的历史见证与时下的看法，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组织规则，人与环境之间的冲突与和谐。当相关专业的学者带着令自己莫名困惑的问题来到这个领域寻求帮助的时候，他们才会感受到民间文学的博大精深。当我在从事照明技术的文化史研究时，当我试图发现照明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时，我不可能不对民间文学中与灯相关的细节感兴趣：为什么关于灯的来历的解释性传说根本没有或者不像“锄头的来历”传说那样普遍流传？为什么关于灯的细节描写那么缺乏，是什么使讲述者对灯这一日常物质文化的细节忽略不计？为什么油灯和电灯在口承叙事中有完全不同的情节功能？我相信，当民间文学研究者试图回答类似的由外行提出来的问题时，他们就迈出了从民间文学的“内学”跨向“外学”的第一步，同时他们也把民间文学从学术世界的外围边缘向内部核心推进了小小的一步。多年的边缘学科地位锻造了民间文学研究者锲而不舍的耐心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式的努力，这是成就民间文学研究事业辉煌的前提。只要避免方向上的偏差，民间文学学科地位的提升正指日可待。 总而言之，这是一本令我开卷受益的好书，一本有材料、更有建立在材料基础上的独特的想法和视角的学术著作。尤其对那些在各种理论的羁绊中挣扎和困惑的年轻学者来说，这本书可以让我们看到自己脚下的大地。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1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