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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先生长年致力于中国乡村的实证研究和理论建设，硕果累累。他主持创办《中国乡村研究》，目的在于搭建国际学术和本土研究相互作用的平台。不过，也许摆脱西方理论框架与叙事体系，总结中国的经验事实，在此基础上提炼本土化的理论，建立真正中国的、也是现代的学术才最为关键。需要注意的是，乡村研究本身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了解乡村；二是透过乡村来认识国家。众所周知，我国地区差异大，各地乡村的民俗风情迥异，地方话语体系和制度运作也千差万别，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乡村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极为复杂，任何一种单一的模式都不足以解释这种关系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因此，重视个案研究，呈现历史发展变迁的多元线索，与深化认识、建构理论同样重要。新近出版的《中国乡村研究》第五辑，汇集了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研究的作品，或许就体现了这样的学术旨趣。它们或从宏观的角度入手，探讨微观的问题，或以区域个案为对象，注重实证研究，从各自的角度阐释对于乡村和国家的不同理解。 学术研究首先面对的是资料问题。只有充分地占有材料，尤其是那些第一手的、反映普通大众日常生活和行为规范的材料，才能深入了解普通民众的行为和心理，并借此观察制度的真实运作情形，改变以往的许多成见，从而真正了解背后的大历史，虽然资料不等于研究，但我们不可因此而忽视它的价值。在目前的研究中，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资料因当时社会调查的风潮而留存丰富，学者运用较多；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展的研究，因为距离现在短暂，学者完全可以进入现场，做人类学式的参与观察，即时收集材料进行研究；建国以后至改革开放之前的这一时段里文献史料的留存情况较为复杂。一些已经被收藏到档案馆、图书馆，居于“安全地带”，但大多数反映乡村基层社会变迁的档案资料仍遗留在村庄里，而且为数不少。还有些正面临着迅速流失的危险，所以我们在挖掘新材料进行解读的同时，首先要抢救这些资料，这是一项非常辛苦而有贡献意义的工作。从行龙、马维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述略》中，我们看到了这些资料的丰富内容，它们包含经济活动、政治运动、文化生活、宗教信仰、人际关系、社会救助、人口家庭等，反映了集体化时代山西农村社会的面貌。尤其是一些个人档案、各种政治运动的详细过程以及农业生产中各种详细的经济数字等，为研究这一时段的乡村社会提供了细腻丰富的材料。可以认为，它们对于改变人们对集体化时代的单一认识，呈现集体化时代乡村社会的多元面相，发现新的解读模式和问题意识，正确客观地评价整个集体化时代，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是乡村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生活琐事不仅反映着乡民的生存常态，而且在其背后还隐匿着大的历史变迁。在传统社会，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结构的超稳定性，有些诸如王朝的更迭等，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是“天高皇帝远”，与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关联。但近代以来，各种新因素、新力量的萌发与迅速成长，乡民的生存秩序由于国家和社会的强烈冲击而发生巨大变化。尽管有时这些影响的产生比较缓慢，但国家政治的变革、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动等最终都会反映到乡民的日常生活中，尤其在现代，国家政策导向和市场经济的作用对于乡村的影响更为直接和迅速。以乡民的生存常态为视角，自下而上地进入对乡村社会和国家的认识，是目前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 书中对于嫁妆、庙会、村庄人际交往的研究等就从乡民的微观生活出发，或关注长时段的研究，或集中于对当前时段的讨论。嫁妆在乡民的私人生活领域中居于重要地位。在重视面子与礼俗的乡村社会中，嫁妆作为人际交往的纽带和社会地位的标识，被赋予了诸多的象征意义。不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嫁妆的内容、功能不同，人们对于嫁妆的认识和观念也会随之变化，嫁妆所反映的社会意义也就不同。在《传承与嬗变：洽村的嫁妆变迁》一文中，翟一达先生运用历史分析法，从民国、集体化和“文革”后的各个时段，向读者展示出嫁妆的变迁历程，并从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和集体化时代造成的乡民平均主义的心理、商业化和消费主义、现代化的技术与信息等方面，论述历史变迁对嫁妆所产生的影响及乡民在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变化。不足的是，或许是由于资料的缺乏，作者对集体化时代嫁妆内容和功能的论述有些大而化之，并未从村庄的个案出发。此外，作者称将制度的变迁与文化传统的延续性作为文章的基点，并对政治意识、商业经济对嫁妆的影响也有交代，但对于传统文化与国家的权威和现代文明相互交织的复杂图景的动态论述仍稍显简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