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在《山海经》研究学术史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其中的神怪内容对于其评价的直接影响，本文从文化背景角度梳理了中国学术史上对《山海经》中神怪内容评价的转变的深刻原因。中国传统学术对它的低评价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文化模式造成的，现代学术对神话价值的推崇是源于西方文化模式中超自然的宗教传统。 关键词：神怪内容；山海经；神话学研究 人有幸与不幸之分，士有遇与不遇之别， 即便是并无生命的书籍也难逃命运的搬弄，浮沉难料。《山海经》所包含的神怪内容在古今不同背景下得到的评价存在着巨大反差，这种反差体现了《山海经》在不同文化体系下所发挥的文化功能存在差异，并因而导致人们对它性质的不同认识。 一、儒学时代遭贬斥的《山海经》 《山海经》在古代一般被视为中国最早的地理书。但是， 它偏偏包含大量神怪内容，使得其地理学价值大受怀疑，更遭到多数史学家和经学家的诟病。所以，这部最早的地理著作的文化史地位一直不高。这种评价是和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分不开的。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是以叙述和赞扬先王德政、斥责小人恶行的历史著作为代表的，儒学尤其如此。所以，章学诚《文史通义》总结儒学的史学特征为“六经皆史”。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史学也占据着极端重要的地位。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云：“我们甚至可说，中国学术主要均不出史学范围。”①在史学色彩如此强烈的文化语境中，包含大量神怪内容的《山海经》所能实现的文化功能是受到制约的。传统史学对于《山海经》的评价也不可能很高。司马迁《史记·大宛传》云：“自张骞使大夏之后，穷河源，恶睹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这是已知最早的《山海经》评论。司马迁身为史官，在发现《山海经》与所知地理事实之间存在出入的时候，拒绝将之引入史书，是符合史学规范的。可是，由于史学的垄断地位，人们通常都不仅在史学领域，而且全方位地接受了司马迁的结论，对《山海经》侈言神怪不以为然。以至于郭璞慨叹：“世之览《山海经》者，皆以其闳诞迂夸，多奇怪佻傥之言，莫不疑焉。”②人们大都是以世俗理性的眼光看待《山海经》，无法接受其中的神怪内容，进而影响了对全书的信任。尽管历史上不少学者一直把《山海经》视为最早的地理书，例如郦道元，但是他们的做法实际都回避了《山海经》地理描述之中夹杂的大量神怪内容。结果，到了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根据《山海经》侈言神怪而彻底否定了它的地理学价值：“书中序述山水，多参以神怪。……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据此将《山海经》定为“小说之最古者耳”。并将《山海经》从史部“地理类”转到子部“小说”类，大大降低了《山海经》在知识体系中的地位。 居于社会思想统治地位的儒家经学对于《山海经》的神怪内容也颇有微词。司马迁评论《山海经》时业已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至于刘秀（即刘歆）校上《山海经》定本，更是迟至西汉末年了。因此，传统《山海经》学是在儒学独尊的条件下展开的，其命运受到经学很大的影响。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是儒学一个重要传统；而《山海经》中存在的大量神怪内容无疑违背了这一传统。于是，时代在后、且极端简略但内容雅正的《禹贡》进了《书经》，并逐渐成为古代地理学第一经典。相反，时代在前③、而且地理学内容极其丰富的《山海经》却因“不雅驯”而遭排斥。甚至于在严谨的学术著作中都不能加以引述④。因此，历史上从事《山海经》研究的学者并不多。 综观以上论述，在传统学术体系中，《山海经》的文化史地位主要决定于如何评价其神怪内容。在传统史学世俗理性眼光的审视下，《山海经》中包含的神怪因素成为致命缺陷。尽管有刘歆、郭璞、毕沅等学者极力辩解，但终究不能改变《山海经》在神圣的文化殿堂中的边缘地位。 正视《山海经》神怪因素的存在，并以此为出发点来认识和评价《山海经》的学者不多。明人胡应麟认为：“《山海经》专以前人陈迹附会怪神，而读者往往不能察。”⑤并否定了刘歆、郭璞等人企图把《山海经》神怪内容坐实的做法。他第一次着重从神怪内容来为《山海经》定性：“《山海经》，小说之祖也。”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山海经》退置于“小说”类中三大属之一的“异闻之属”，基本是继承胡应麟的思路。胡应麟和四库馆臣的做法忽视了《山海经》的地理学本质，因此遭受到后来学者的严厉批评⑦。但是若单单从《山海经》中的神怪内容着眼，这个“小说之最古者”的说法是符合事实的，也是承认了《山海经》在文化史上的既得地位的。“小说家”之言，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说法，是“街谈巷语之说也”。胡应麟和四库馆臣用来评价《山海经》的神怪内容，大体相当。只是和《汉书·艺文志》当年把《山海经》列入“数术略形法家之首”相比，《山海经》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