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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以为，地理学意义上的中国舞蹈，本身就是东方舞蹈的一个缩影。在中国舞蹈的“五色土”中，东部以朝鲜族舞蹈为代表，南部以傣族舞蹈为代表，西部舞蹈的代表是维吾尔族，北部舞蹈的代表是蒙古族，中部要由陕北大秧歌和山东鼓子秧歌共担。事实上，朝鲜族和蒙古族的舞蹈体现出东亚舞蹈的特征，傣族舞蹈体现出东南亚并通于南亚的舞蹈特征，维吾尔族舞蹈具有西亚舞蹈的特征并通于阿拉伯的舞蹈。这或许是中国舞蹈在亚洲、在东方乃至在整个世界都占有重要位置的一个要素。最为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中的包容精神和传承意识，使得中国舞蹈在“五色土”的格局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审美形态——由于中国气候是南暖北寒、东湿西燥，使得中国舞蹈的形态自南至北是由主动部位在“胯”而上拔到主动部位在“肩”，而自东至西的变化突出表现在基本体态由“内收”而走向“外开”。这种在某种文化基调上的形态变化，正涵括了内涵丰富的“东方舞蹈”。 可以说，伦理型文化作为“传统”东方文化的内在结构和价值取向，既是区别于西方文化的内质，也是其实现“新世纪精神”的起点。的确，在当代世界的文化格局中，西方舞蹈对应于欧洲技术革命以来所建立的近现代工业文明，而东方舞蹈似乎仍然是古老的农耕文明在当代的遗存物。有人认为，历史可分为神权、玄想、科学三时期，东方文明是第二期文明，西方文明是第三期文明，按文明进化的趋势，东方文明“非走西方文明的路不可”；［15］也有人认为，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重自然，崇尚与世无争；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重人为，崇拜竞争之胜利；西方文明浓郁如酒、腴美如肉，东方文明淡泊如水、粗粝如蔬，“而中酒与肉之毒者则当以水及蔬疗之也。”［16］这是主张用东方文明去救济西方文明。显然，对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发达，相信其未来对东方文明的依赖，这代表了一种相当“东方式”的看法，即“以不变应万变”——相信在西方的“现代”之后会回归东方的“传统”。这并非毫无依据。因为我们已注意到，最“现代”的美国社会的流行乐舞，大多数都受到较“原始”的黑人乐舞文化的影响。 “现代化”作为当代世界，尤其是东方世界最关注的课题，是因为它标志着人类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世界性趋势。这一趋势是人类在科技革命导引下而发生的社会形变。我们知道，东方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其历史肇因、价值抉择、经济发展、文化变革都很不相同。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在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下引发的，是伴随着一场救亡图存的民族复兴运动而起步的。为了民族复兴，中国不能不以西方为参照来选择“现代化”。但作为救亡民族主义运动的手段，中国又需通过激发民族热情和强化民族传统文化的动力，这又势必强化民族传统化。东方舞蹈的“现代化”要正视自身经济及文化现代化运动的现实，但却不能忘却东方各国的现代化建设乃是为了民族的振兴，这当然包括民族文化传统的振兴。 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西方舞蹈在其“现代化”的进程中，许多舞者都把目光投向了人类文明的久远传统之中，其中当然也不乏对东方文明的关注。如伊莎多拉·邓肯垂青于古希腊神庙，露丝·圣·丹妮丝神往于古印度女神，玛莎·格雷姆体验过印第安人的激情，默斯·坎宁汉则从中国古老的《易经》中悟到变易的法则……这说明，近代西方文明的崛起，根源固然主要在其内部的文化基因；但其“现代”的人文理性的建设，却并不排斥从受其“现代化”科技理性冲击的东方文明中去寻觅触发点。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断言未来的世界文化建设会出现“东方主义”的趋向；对我们来说，会否出现“东方主义”趋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东方舞蹈如何迎接“现代”的挑战并从而体现出新世纪精神。 我们知道，西方舞蹈的“现代”取向，就其本质而言，是西方科技革命以来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文化精神“理性化”的产物。就文化内涵而言，“理性”是发源于欧洲的现代化运动所强调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初，这种“理性”对人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是科技理性，是征服自然而实现人的自由的工具；一方面它又是人文理性，是维系人的生命存在的目的。但是，在工业社会文明的迅速发展中，科技理性在使社会结构高度技术化、组织化之时，导致了人文理性的丧失——“理性”从一种使人走向自由的工具异化为束缚人的自由的羁绊。作为世界性的“现代化”运动，已有学者要求在唯有“科技理性”及其引发的“经济冲动力”的当代工业社会中，呼唤重建“宗教冲动力”的“人文理性”，主张经济社会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统一。［17］谈到重建“宗教冲动力”和主张“文化保守主义”，不少西方学者把目光转向了东方，以至许多东方学者也相信：不久的未来，包括舞蹈在内的世界文化建设会出现“东方主义”的取向。事实上，我们无法忘怀东方文化现代抉择的难题——即东方传统的伦理型文化如何应对现代科技的挑战？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持传统人文价值不受侵蚀？因而说到底，东方舞蹈的现代抉择是作为“人文理性”的文化价值抉择。根据艾略特“文化是一种不断生长的有机体”的概念，一种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精神理想作为其创造源泉，文化的进化不可能不是传统的绵延。包括东方舞蹈在内的东方文化的新世纪精神，同样需要从民族文化传统中汲取精神动力和创造源泉，在东方民族复兴的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的道德理想有些也可以在凝聚民族和变革文化中产生巨大的作用。“东方舞蹈”未来可能怎样？我想它仍会具有“和”的品质，它应当是能互补于“科技理性”的“人文理性”。这个世界应当相信，为人类历史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东方文明不会不在“新世纪精神”的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东方舞蹈”也将是如此。 注释： ①有关印度古典舞蹈及其文化传播的研究，笔者另有专文论述，此不赘。 ②王炜译《文化模式》第48页，三联书店1988年版。 ③费孝通译《文化论》第1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④参见李燕《文化释义》第二章，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⑤⑥⑦引自《文化与个人》第6页，第20—2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⑧引自《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第49—50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⑨引自《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第15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⑩ ［13］参见于海燕《世界舞蹈文化圈纵横谈》，载《广东舞蹈研究》1990年第3期。 ［11］ ［12］参见郭明达译《世界舞蹈史》，上海音乐出版社1992年版。 ［14］高棪、李维《中西舞蹈比较研究》第190页—197页，台湾裕台公司中华印刷厂1983年版。 ［15］常乃真《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载《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16］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载《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17］参见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批判》。 （本文原载《民族艺术》1997年02期，第120－12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