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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南宁的老友过伟老兄频频驰书，命我写一篇学术自述，我一直不敢从命。蓦然回首，真有一种日月如梭、历史无情、生命短暂、人生如梦之慨!原来到了可以和应该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和学术事业的年纪了! 我的一生，从事过多种职业，做过新闻编辑和记者，当过文学编辑，从事过民间文学研究，还有好多年做过行政领导工作，下放农村劳动并当过生产队长，被赶到五七干校锻炼改造，不过，后面的这种人生经历已与学术不沾边了。概括说来，在学术上，我是个两栖或多栖人物。有两个头衔值得自豪或骄傲：文学评论家和民间文学研究者。 文学，当作家或批评家，是从中学时代就梦寐以求、矢志追求的理想。后来果然走上了文学之路。先后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作家协会的《人民文学》和《文艺报》工作，在编辑、研究、写作中度过了大部分岁月，写了几本小书，参与了一些事，认识了许多人，在文坛上走了一遭。一个农民的儿子，有了这番经历，老来也算心安理得了。 文学方面的学术经历，早在1985年10月就曾应《批评家》杂志主编董大中先生之约写过一篇《文学评论与我》，发表在该刊1986年第1期上 ，讲了我的文学批评理念：求深、求真、求新，为了保存资料，后又收入拙著《河边文坛》(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石家庄)中，算是一个小结和交代。自那以后，又写过不少文学评论的文章，出版过《在文坛边缘上》和《文坛旧事》两部专著，提供了一些我所知道的文坛史料，对现有的一些当代文学史著作可能有所增补，也受到了文学评论界的好评。但冷静下来想想，除了重新发现曾经大声疾呼不要把文学捆绑在政治的战车上，可是到头来，却仍然没有跳出把文学与政治捆绑得太紧的理念之外，在文学思想和文学成就上，并没有什么可称道之处。这里就不再罗嗦了。 1983年秋天，脑袋一热，服从领导的安排，神使鬼差、阴差阳错地离开了自己喜欢的《文艺报》编辑部和文学评论，又回到了青年时代曾经从事过的民间文艺界。钟敬文老先生戏嘘地对我说：那里是个火海!明知是火海，却又往火里跳!俗话说：一步走错步步走错。再后来的境遇，与七年前的那个一念之差不是没有关系。话又说回来，没有逆境，也不会有平静安宁、闭门读书、一心写作的那种闲适而忙碌、愤然又陶然的生活，也不会有我后半生几种较为满意的学术著作的问世。提前过上了退休生活，远离了曾经的文学，远离了尘世的喧嚣与浮华，坐拥书城，与电脑为伴，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散文的写作和民间文学的研究中去，一去不回头，俨然像是烂柯山的故事里说的，出得洞来时，人世上已经过了20年! 至于民间文学学科，我不是科班出身，只能算是爱好者吧。1953年秋天，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穿着农民衣服的18岁的农民子弟，提着一个包袱跨进了北京大学的校门，学的却是当年很时髦的俄罗斯语言文学，辉煌灿烂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和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吸引了我，滋养了我，给我打下了文学欣赏、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基础，没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布罗留勃夫三大批评家对我的影响，也许后来我不一定会走上文学批评道路。但我毕竟是农民的儿子，农村的生活和农民口传文学与民间文化的耳濡目染，融入血液，深入骨髓，时时撞击着我的心胸，使我无法忘情。恰在这时，我们的系主任、著名的未名社作家兼翻译家曹靖华教授担任了我的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他欣赏并同意我选择民间文学作为论文题目。于是我在燕园的北大图书馆和民主楼的顶楼小屋里大量阅读了“五四”以后、特别是歌谣研究会时代的丰富资料。曹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他不仅指导了我的毕业论文的写作，而且他还介绍我在1957年夏天北大毕业后踏进了王府大街64号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大门，进入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从事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开始了我踏入社会的第一步。在纪念从北京大学毕业50周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吾师曹靖华》(《文汇报·笔会》2008年6月10日)的散文，回忆了这段往事，并追念把我引上文学之路的恩师。 由于在民间文学上没有读过专业，也就没有门派，冷不丁闯进这个领域里来，有时不免受到某些学人的责难和冷落。青年时代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和多年的一位朋友就曾指责我：“你还要另打出个旗帜来!”对这种责难，我无言以对，只有一笑置之。但没有门派也有好处。知识结构没有框框，不受近亲繁殖的影响，在研究工作中能够吸收和包容不同学者不同学派的思想和方法。到了老年，也就干脆为自己起了个“边缘人”的别名，以“独立作者”自况。“边缘人”者，出自我发表在《中华英才》1998年第10期上的一篇随笔《边缘人》，此文发表后被《新华文摘》、《读者》等多种报章杂志转载。我以“边缘人”自命，意在远离中心，事事作壁上观。在民间文学研究上亦然。譬如“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作为概念”的提出，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概念的回应;譬如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不是只有一个流派，而是多流派的多元构成格局，以流派的存在与消长来统领百年学术史，等。 我是文学研究者、当代文学的批评家，我的民间文学观，理所当然地是以文学的观点研究和处理民间文学，这是我的基本立场。持文学的(包括比较文学的)立场和观点，重视作品与社会生活关系的研究，重视民间美学的研究，重视民间作品的题材、风格、形象、艺术、技法、语言的研究，等等，不等于无视民间作品与民俗生活的紧密联系、甚至有某种浑融性这一事实，也不等于排斥以开放的态度吸收民俗学的、原始艺术学的、宗教学的、社会学的等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阐释民间文学现象。1986年前后，我甚至是较早强调“跨学科研究”的一人，并就整体研究的方法写过一篇长文。吕微先生写了一篇长文《中国民间文学的西西弗斯》(分别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7月31日和《民俗研究》2008年第4期上)，比较客观地、有分析地论列了我的这一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为了扩大视野，吸收不同的知识、理论和方法，以及更深入地了解和研究民间文学与原始文化、原始思维的难解难分的联系，从1992年秋天起，花费了差不多六年的时间，系统阅读考古发掘的报告和考古学的著作，并完成了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原始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不研究原始艺术及原始先民的原逻辑思维方式，就难于知道和破译民间文学的所来之径和所包含的内容之神秘、班驳和多样。原始艺术的研究使我受益非浅，对我的文学批评和民间文学研究有不小的影响和帮助。包括钟敬文、徐华龙、陶思炎、陶阳、向云驹、吕微等民间文学研究家，何西来、王兴仁、丁道希、刘爱民等文学评论家，都写过文章予以评论、鼓励和指教。[1] 我还发表过几篇略有影响的文章，如《民俗与国情备忘录》(《报告文学》2002年第9期;《中外论坛》[纽约]2002年第4期;荣获中国文联全国文艺评论奖一等奖)，《全球化与文化研究》(《理论与创作》2002年第4期)和《文化对抗与文化整合中的民俗研究》(《理论与创作》2003年第4期)。这些文章也显示了我有感于民间文学乃至民俗学研究中的孤芳自赏、闭关锁“国”情结、呼吁大力增强民间文学乃至民俗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对话能力的愿望，而在民间文学学科研究中的跨文化研究倾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