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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民间文学学科遭遇了困境。在教育部系统，因提倡民俗学而把民间文学由二级学科下降为“民俗学(含民间文学)”从而变成了三级学科。本来过着闲云野鹤式的闲适生活的我，对自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就在西学东渐的文化潮流中滥觞，稍后汇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去的民间文学运动，经历了八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正如日中天，哪晓得如今反而沦落到了三级学科的地位，为此未免感到屈辱和伤感。于是几年来，我连续写了《为民间文学的生存——向国家学位委员会进一言》(《文艺报》2001年12月8日)和《保持一国两制好——再为民间文学学科一呼》(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报》2004年8月12日)两篇文章，为遭遇沦落局面的民间文学学科呼吁。但毕竟人微言轻，国家学位委员会那些专家们那有工夫听你这样一个已经是体制外的文化人的悲怆的呼喊!?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著名儿童文学教授王泉根先生在《中华读书报》(2007年7月4日)上写了一篇整版文章《学科级别：左右学术命运的指挥棒?》，也义愤填膺地为我们的民间文学学科的不幸遭遇大声疾呼。然而，可悲的是，至今并没有听到来自学位委员会的回应。 我从在北大读书时起，就开始积累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史的史料，50年代、80年代前后两度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87年易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工作，也积累了大量的学科发展的史料，还亲自参与了或经历了民间文艺界发生的一些事情。于是，在新世纪开始后不久，经过几年的酝酿，于2003年下决心写作一部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希图通过自己的研究理清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发展，脉络和思想理论体系，也许会有助于这门学科今后的发展和完善。这个经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但实在是力所不殆的庞大课题，其最终成果、一部98万字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终于在2006年完成并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在《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跋》里记下了我当年的心情和主要观点： 在步入古稀之年，决心写作这部规模如此之大的、带有拓荒性质的学术著作，实在是件自不量力的事情。所以下决心要写这本书，一是考虑到曾在民间文学工作岗位上前后工作了40年之久，需要为这门学科做一点事情，至少是表达一下自己的学术观点，也算了结多年来的心愿;二是这门学科虽然走过了一个世纪的漫长途程，却至今没有一部类似的书来梳理一下其发展的历史，总结一下它的成就和不足。从学科建设来说，民间文艺学是由民间文学理论(包括原理体系和方法论)、民间文学史和民间文学学术史三者构成的，如果说，前二者先后都有人做过一些工作的话，而学术史的建构，理所当然就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了。于是，我便不顾浅薄和年迈，在2003年的春天下了这个决心。…… 笔者所持的学术立场是：民间文学是文学;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民间文学因其创作多是不自觉的、是群体性的、是口传的，故而在诸多方面与作家文学不同，而是特殊的文学。具体说来，一，民间文学首先是文学，是民众的集体口头文学，具有共时的类型化和历时的流变性特点;二，研究百年民间文学学术史，不仅需要普通文艺学的武器，还要借用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武器——理论和方法;三，打破“民俗学80年”体系成说，建立独立的百年民间文艺学学术史体系;四，展现文化对抗与文化融合的文化发展大背景下的民间文学学术发展历程的特殊性。然而，通观已有的民俗学史类著作或俗文学类著作，多以历史发展线索和大事纪的记述为特点，而缺乏或不重视对民间文艺学思潮和对有代表性的学者的学术思想的评论。笔者则力求把每个有代表性的学者放到一定的时段(历史背景上)和学术思潮中间，对他们的学术思想或著作的创见作出简明扼要的历史评价。把百年多种学者学术的学术思想排列与组合起来，就成为笔者所重构的学术发展史。 民间文学(口头文学)与作家文学不同，是民众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世代相传的群体创作，与人民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即：一方面以民众自己的立场认识生活描写生活，另一方面与民众生活形态(物质的和精神的)不可分割，有时甚至就是生活形态本身，如粘连着或某些民间信仰或干脆就是民间信仰的说明或民间信仰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即使运用文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民间文学，也与作家文学有所不同。民间文学的研究，不论采用何种具体的方法，都必须遵循唯物史观。 《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成了我的一部代表作。对于这部书的成败得失、是非功过，一批学界朋友已经在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包括批评和质疑。(见《世纪描述：民间文学学科的历史风貌——〈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座谈会纪要》，《民俗研究》2008年第1期)。当然，有些意见和问题，没有能够展开，只是浅尝辄止而已。座谈会后，好几位学界朋友，如刘守华、陶立璠、吕微、高有鹏、李丽丹等，又写了专文予以评论。他们对笔者劳动的关注、肯定和期望，是一份份难得的、珍贵的礼物。 还要交代的是，自1986年起，《民间文学论坛》编辑部邀请一些文化学者来开会，乐黛云先生说，法国学者提出要与北大合作研究中国文化中的象征，北大没有这样的专家，希望由我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牵头来做。乐老师是我在北大时的老师，在她的启发下，我开始提倡并着手研究象征问题。象征问题是民俗学的一个大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思路，从象征入手，可以更深入地进入和阐释民俗现象的内部特征和民间文学作品中的一些难解的问题。开始时，由我和王文宝先生组织全国民研会系统有研究能力又贴近生活、熟悉民俗现象的文化研究人员来做，编撰了一部《中国象征词典》(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在定稿时，我深感我们在象征问题上的研究水平还比较低，于是我断然地将全部原稿中抽去了差不多1/3。深入的、多少令人满意的研究，显然还要待以时日。后来，出版了中央民族大学祁庆富教授主持的中国少数民族象征研究，北京大学周兴教授和王铭铭教授从人类学角度对象征的研究，居阅时、瞿明安编《中国象征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象征文化丛书》十册，……他们的成果在理论上有了较大的提高，象征研究在我国人文学界得到了重视，也已渐成气候。而我运用象征理论或从象征的角度所撰写的一些文章，后来结集为《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也比以前有了提高步，其中取材自民间文学的文章，如《动物的人文角色意义》、《失落了的意象》和《钟馗论》(先期发表于台北《民俗曲艺》第111期，1998年)，在研究方法上的开拓和象征意象的开掘上，起码自己还算满意。而《钟馗论》还被钟敬文老先生选进了他所主编的50年民间文学选集中，并在序言中给予首肯。象征研究在我国还在起步阶段，还有待于更深入的梳理研究和更高层次的理论提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