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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宝林]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民歌四行诗之西传(2)

http://www.newdu.com 2017-11-07 中国民俗学网 段宝林 参加讨论

    班顿四行诗的特点与中国四行诗的民歌体,在句式、韵律与比兴结构等特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它们是从中国传过来的吗?回答是完全肯定的。
    不仅从时间上看,中国四行诗民歌体的记载要早得多,而且还有人类学与考古学上的许多根据。
    中国大陆西南地区的铜鼓文化、印纹陶器和有肩石斧,都和印尼、马来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有许多共同之处。而东南沿海人和南洋马来民族的相同之处更可从体质特征、语言、风俗等几方面明显地看到。人类学家林惠祥在《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一文中指出:
    “从大体言之,马来人的直发、广头、短面、矮躯,与闽粤人相近”。(注:《林惠祥人类学论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98页。)
    马来人与古越族文化上之相似就更多,如断发、文身、黑齿、短须、赤足、拜蛇、巢居与干栏。
    由许多证据林惠祥先生得出“结论”:“马来人系从大陆南下,已无疑义”,大约在几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古越族由马来半岛南下,进入苏门答腊、爪哇诸岛,有的则由台湾乘舟南下菲律宾再到印尼。后来华人又不断由东南沿海移民印尼等地。(注:《林惠祥人类学论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301、31 2、317页。)《越人歌》的古越语记录,给我们提供了百越民族与南洋马来人关系的重要证据,据韦应稳先生的研究,古越语与今之壮、傣语族有亲缘关系,用古壮语可以读懂此歌原文。(注:参见《百越史研究论文集》第一辑,中央民族学院编1980年3月;《百越民族史论集》,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编,1982年2月。)日本语言学家泉井久之助的论文《关于刘向〈说苑〉第十一卷中的一首越歌》认为《越人歌》原文的记音,只有借助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占语和马来—玻里尼西亚语系的古马来语和古印尼语才能读懂,并作了试译。(日本《言语研究》22—23期,1953)于此亦可见,中国南方的古百越民族与南岛马来族之族源联系。
    美国语言学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保尔·本尼迪克特在《台语、加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东南亚的一个新联盟》一文中说:“在亚洲大陆的真正印度尼西亚语底层由分布在中国南部、河内(东京)北部和海南岛的四种语言来代表,这四种语言形成一个单独的加岱语系。”他又认为台语、加岱语和印尼语这三个语系“在发生学上有联系,我们必须把它们分散的中心定在中国南部地区的某些地方……”并总结说:
    “操原始印尼语的人民是从中国南部海岸也许经过海南岛往北迁移到台湾,往东迁移到菲律宾,往南迁移到越南、婆罗洲(即今之加里曼丹)、爪哇、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
    唐宋以来,大批中国东南沿海居民移居东南亚。《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中国古代僧人前往南洋的即达60人左右,在马来语、印尼语中有大量汉语借词,这些都反映了印尼马来族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之密切,这是文化交流受大陆影响的具体标志。
    从内容看,在班顿民歌中,有许多歌唱中国文学题材的作品。 据1962年雅加达出版的一本《印度尼西亚华裔文学》(梁友兰著)一书记载,印尼出版最早的一本马来民歌集《消遣娱乐性的班顿集》(茉莉花编)中,有大量作品取材于中国旧小说戏曲的内容,如根据《武则天女皇传奇》小说中的故事写成的班顿《李旦之歌》,以及《廿四孝之歌》、《山伯—英台之歌》、《陈三五娘之歌》等等。还有一本《元宵节班顿集》则是收集了许多雅加达华人闹元宵狂欢之夜的各种文娱活动,如舞龙灯、舞狮、杂耍、戏曲等华侨家院和化装游行中的精彩表演。这是三十年代的事。三十年代初期,华人企业中兴起了一种“菜农戏”,其乐队乐曲有浓厚的中国风味,在演出中大量歌唱班顿歌曲,从领班报幕,到人物对话乃至最后领班向观众谢幕请安,都吟唱班顿。印尼国家图书出版局出版的《马来民歌》一书中,直接吟唱中国人物和事件以及中国风俗习惯的作品有38首,用汉语借词“茶碗”(Cawan)入歌的即有13首。而统治印尼和马来半岛数百年之久的荷兰和英国的事物在班顿民歌中出现的次数要少得多,只几首而已。
    汉密尔顿的《马来民歌》中有一首民歌,写马来姑娘同信伊斯兰教的中国青年相爱的故事,姑娘把中国青年爱称为“灰鹭”,说只要你情真意切就会赢得马来少女的爱情。此类相爱的民歌不少,如:
    鸽子在柚子树上安息,中国青年贩卖布匹;
    “我养你直到老死,发誓不变心另娶。”
    还有一首民歌以华人的生活习俗描写爱情,与马来人习惯显然不同:
    干饭煮好又熬稀粥,晚饭就着洋白菜吃;
    想起恩爱的生活太短促,进坟墓也要翻身坐直。
    按印尼、马来人习俗,正餐吃干饭与干菜肴,并且用手抓着吃。稀粥只当点心吃,多为用椰浆煮甜糯米粥,绝没有稀粥就洋白菜吃的。所以这显然是说的华人生活,是福建、广东人的饮食习俗,于此亦可见华人与班顿民歌的关系。(注:参见许友年《论马来民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39—140页。)
    
    新加坡马来半岛与中国的联系更加密切,印尼著名诗人阿米尔·罕渣的《马来古典文学及其国王》一文中说:“马来国王巴拉米苏拉(Paramisura)选择马六甲这个地方来建国是非常理想的,因为来自大陆和爪哇的一切商船,都要在马六甲靠岸进行贸易或等候开船的好季节。……1403年,中国皇帝遣使访问马六甲,这是第一次。当时巴拉米苏拉国王还向暹逻王进贡哩。1405年,马六甲国王遣使到中国回访,进贡方物,并要求得到中国皇帝的保护。中国皇帝即封巴拉米苏拉为新加坡国王,并赐王印及黄金大伞……”马来民歌中有一首这样唱道:
    缠着镶嵌宝石的头巾,宝石雕绘着中国图形,
    国王陛下头戴的王冠,也是中国大陆的制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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