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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凸现土家族文化身份？如何把中国从文化资源大国打造成文化产业大国？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和现代化的冲击，土家族传统文化呈现日渐式微的态势，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因”，没有文化的强力支持，就不可能有民族复兴，更不可能有民族强盛。文化是生产力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但是，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产业如何对接，人们却常常感到焦虑，感到无奈，这些现象背后包含了民族文化的巨大潜力，包含着民族文化自觉、自醒和自为的种种行动。针对当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中国政府不断发掘民间社会公共文化资源，不断发掘少数民族公共文化资源，并且采取了更为强力的措施搭建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走向经济发展的宽广舞台。这些做法不断赋予传统文化资源新的活力，这篇博士后报告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走向下完成的。 博士后出站报告不是学位论文，可是于我来说，还是很难。如果说我的博士论文关心的是土家族一个社区的叙事传统及其在当下传承现状的话，那么，这篇博士后报告则是从历时的纵轴考察清江流域土家族始祖信仰传统的流变及其实现当代转换过程中呈现的诸多问题。调查范围从长阳扩展到整个清江流域，其难度可想而知。两年多的时间，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身体上的透支、经济上的透支有些吃不消，好在我申请的博士后基金课题得到人事部博士后基金委的批准，为我在清江流域的调查提供了一定的经费支持，使我设计中的调查得以顺利完成。 2005年6月我从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博士毕业以后，回到华中师范大学工作近一年时间，于2006年5月底进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博士后流动站。当初我有几个大学的博士后流动站可以进去，有文学的，有艺术学的，可是我对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博士后流动站情由独衷，这里不仅有中国一流的民族学家，还有许多高校没有的多元文化和谐发展环境。20多年前，我在西藏工作的时候，就把进入中央民族大学学习作为我的理想。2002我报考了中央民族大学的文化人类学博士，考试顺利通过，当中央民族大学决定录取的时候，我很兴奋。同年，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也同意录取我，在两所我仰慕的高校和专业面前，我很彷徨，最终选择了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幸运的是，中央民族大学将2006年民族学仅有的1个博士后国家资助名额给了我，我倍感欣慰和温暖。进入工作站以后，我住进了民族大学为我提供宽敞而温暖的新房，学校还为博士后配备了崭新的家具和办公用品，从进站的那天起，我就发誓要完成一个高质量的报告，如今报告出来了，质量不如我和大家期望的，但是，我尽心了，也尽力了。 博士后两年多的研究工作需要查阅大量资料，国家图书馆、档案管、地方志方志办公室常有我的身影，上山下乡到土家族田野中调查更是家常便饭。访谈过程和田野资料整理的艰辛，想必做田野的学人自知个中甘苦。除此而外，我还承担华中师范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的教学工作，还要为青海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讲授《解释民俗学》。而往还于北京、武汉之间更是常事。从读博士到博士后的几年，尽管经历了工作上和生活上的许多不爽，有时心力交瘁，弄得我心里抓狂，好在我挺了过来。 我的博士后公寓楼下面是民族大学附中，每天看到充满青春朝气的年少学生，上课下课很规律地生活，我就决定过着与这些年少学生一样有规律的生活，刻苦工作。有时几天难得下楼，买足必备的生活用品，拼命地在房间里看书、写作，这段时日，尽管烦心的事一个接一个，但是，只要我在北京的房间里，就忘记与研究无关的一切事务，那种滋润，那种投入于我来说是一种幸福，一种奢侈。我向往这样的生活，可是给予我的却相当有限。 博士后出站报告是我两年来用心较多的研究课题，尽管这个选题在博士论文里有所涉及，但是我追求的是将一个始祖信仰传统梳理清楚，解决始祖信仰传统如何契入现代人的生活，也就是民间传统文化如何传承，如何发展的大问题。这个课题关涉的问题太多，通过清江流域土家族始祖信仰的个案希望能够为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思路，希望为文化传统转换成文化资本寻找有效的发展途径，为此，我在史书中爬梳，在田野里考察，回溯于先人们筚路蓝缕的开拓，面对现代人繁花似锦的生活，我有时无所适从，有时又得心应手。两年来，时时在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接轨中彷徨，时时焦虑于古老传统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萌发新芽。诞生在四千年前的始祖信仰在21世纪的现代生活中，仍能唤醒土家人对于民族认同的肯定，仍能以一种文化自觉、自醒的方式服务于土家子民，这些都得益于始祖信仰适应时代、适应生活的合理转换。为此笔者经过提炼和总结，为中国古老传统和现代生活的对接、发展寻找到可以通行的现实路径和文化逻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