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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于1927年1月到中山大学，旋即举荐江绍原到该校任英吉利语言文学系主任。同年4－6月，江绍原为哲学系和英文系一年级的学生开了一门破天荒的新课程——《迷信研究》，并将120多页的油印讲义发给学生。他说：“我的计划，不过想把世界上各民族间现在和从前流行的迷信，以我所知者为限，分门别类，略略叙述；并且要把本国的迷信，也就我个人见闻所及者，随时点明，作为将来更仔细的研究的一个起头。” 江绍原的课程内容包括“产乳，儿童时代，成人，性交与婚姻，种植，渔猎、疾病，战斗，死亡，丧葬祭祀等项。”结果由于时间所限，只讲完婚姻部分。课程结束时，参加考试的只有七个学生，江绍原出给他们的考题是：“略述尊处对于妊娠、产乳、儿童、性交等等的迷信”。 一个叫杨淙（95分）的学生在答题完毕之后，又在卷末附写了一则灵异故事“以供参考”，还说自己很迷糊，“不知是否有那件事”。可见，上了一学期的课，还是未能破除这位同学内心深处的迷信观念。还有一个叫周庆云（80分）的学生只答了一半题，理由是“此外如产乳，性交等，不惟见所未见，且亦闻所未闻，无从答述也。” 这就是中国的第一次“迷信研究”课程开课始末。 江绍原， 1898年生于北京，1920年赴美，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比较宗教学，1922年转往意林诺大学研究院学习哲学，是较早学习比较宗教学的中国人。 江绍原为人耿直有骨气，但是，耿直的另外一面，往往是难与社会妥协、合作。回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江绍原是靠着给《京报副刊》等报纸卖文以维持生计的。《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就是这些报纸文章的选集和增订，既有丰富的西学涵养，又通俗好看，成为江绍原的成名作与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宗教学等诸学科的经典著作之一。 我们把《发须爪》全书的大旨归纳一下，无非是为了证明一个关于“寄灵物”的命题：前科学时代的人认为，人为万物之灵长，人身上的一切，都寄寓着人的灵魂，因而具有灵异的效能。那些脱离了人身体的成分，依然与人体有“同感作用”，具有灵异的效能，因而被视为一种“寄灵物”。从积极的角度看，寄灵物被认为具有药物的功效；从消极的角度看，寄灵物也可以成为致病、为祟的根源；从积极的角度看，寄灵物可以用来作为人的替代品，代表主人享受尊荣或遭受处罚；从消极的角度看，掌握了一个人的寄灵物，就相当于掌握了一个人的灵魂，可以远程对之施加影响。因此，每个人都发须珍视和保卫自己的寄灵物，这是前科学时代人们的一项重要工作。 我们所说的“寄灵物”，包括与人体有关而又离开了本体的任何成分，如口津、血、精液、头发、须毛、爪甲，甚至“曾与人身接触过的东西如衣片弃鞋等等”。而江绍原此书，单挑了发、须、爪三样东西来做文章。 江绍原总是先引一个故事，提出疑问，然后代替读者对它进行一番“合乎常理”的解读，最后才是作者自己出场，利用专业知识对故事进行新的解读。由于他的解读方式是基于西方比较宗教学理论的，所以往往出乎读者意料，在当时取得了很好的解惑效果。 《三国演义》第17回，曹操为安抚民心，曾下令“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不料曹操乘马正行，那马受了惊，窜入麦中，践坏了一大块麦田。曹操自责，欲掣剑自刎，众人急救之，操沉吟良久，乃以剑割发，掷之于地，曰“割发代首”。后人有诗刺曰：“拔刀割发权为首，方见曹瞒诈术深。”但是，江绍原肯定不会同意刺诗的观点。在江绍原看来，“发”与“头”是有同感作用的，割发类同于斩首，他在解释“汤剪其发爪以祷于桑林的故事”时说：“近代的读者许以为这是最潦草最圆滑最惠而不费的方法，其实并非，如我们屡次所说，发爪被认为人的精华。人被剪去很多的发爪，委实是一件重大的损失，几乎和流出一斗血一样。”领袖牺牲的发爪，其无量功德更是远在常人之上。以此观之，曹操割发代首就不能被简单地视为“诈术”。 江绍原发现，如果将阴阳五行、生克观念等方术文化与同感巫术配合使用，还可以合理地解释许多奇门异术、淫巧偏方。比如，为什么《岁时杂记》说屠苏酒要选择“除日”将头发等物沉入“井水中至泥底”？又为什么要在“正月朔旦”才能取出？又为什么必须“东向饮之”？又比如，为什么男病宜用女子发爪，女病宜用男子发爪，小儿病宜用父母发爪？为什么童男童女的发爪总被高频采用？俞平伯在写给江绍原的信中说到，“夫头发何物欤？竟有如斯之伟力也！其事甚怪，弟愚不解，请之老师，老师之不知如故也。幸而三生有幸得躬逢兄制，遂使十载疑团，一朝冰释，甚幸甚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