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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圈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是本文化圈中的每个个体对传统习俗文化实践的总和，它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一个民俗文化圈一旦形成并定型，便显现出区别于其它文化圈的文化个性或文化风格，并且形成比较稳定的特性。比如我们中华民族农业文化的和谐内向的风格，南亚次大陆宗教文化的神秘空幻色彩，大西洋及地中海沿岸各国海洋——商业文化的拼搏与开拓精神，亚欧大陆腹部草原游牧文化的粗犷剽悍和狂放不羁的气质，英国人的绅士风度和矜持性格，日尔曼民族的思辨精神和理性思维，日本大和民族的尚武精神以及中国人民中庸淳厚的民族性格，都是在长期的本国民俗文化圈中形成并定型的。黑格尔说：“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势使人和，山势使人离”（注：黑格尔《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24页。）。我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也说道：“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陆居者以怀土之故，而种种之系累生焉。”（注：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世界上的海洋民族如希腊、罗马、瑞典、丹麦、挪威、英吉利、日本等国家，长期依靠海运之便，使其商业经济发达迅速，便使人们向海外拓展，因此其文化心理属外向型，其文化系统处于一种动态和开放的状况。这种现象与中国等内陆型国家的封闭与保守恰恰成显明的对比。 每一个民俗文化圈是该文化圈中每个个体内化了的习俗构成的外在文化体系，这个文化体系是在不断的文化整合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文化体系一经形成，便对该文化圈中的每一个成员发生影响，并形成一定的文化类型或人格类型。社会学家约翰·杜威说：“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出生于其中的民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没有什么社会问题比民俗作用问题更令我们有责任去理解了。”（注：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由此可见，一个民俗文化圈对每个人成长和人格形成所起的作用。 由于每一个民俗文化圈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下形成的，所以不同文化圈之间或者不同文化集团之间产生偏见是难免的，每一个民族或个体成员总是从各自的文化本位出发，去看待或处理别的民族文化，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就是这种文化观念的必然结果。世界上人们对犹太人素有偏见，往往说：“犹太人鼻子为什么那么大，空气不要钱”，以诋毁其好利，其实世界上的大鼻子人多的是，为什么偏偏要说犹太人呢？关键问题在于人们对犹太人固有的偏见。有这样一个故事：著名诗人海涅是犹太人，有一次一位旅行家想在大庭广众之中戏弄他，那人说他一次去一个小岛旅行，使他大开眼界，这个岛上居然没有犹太人和毛驴。没想到海涅不动声色地说：看来你和我一起去那小岛，才会弥补这个缺陷。由此可见，人们对犹太人的偏见之深，二战中几百万犹太人死于野蛮屠杀，与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偏见乃至仇恨不无关系。在墨西哥的民俗文化中，认为蒙特利人特别吝啬，其吝啬程度比文学作品中的阿尔巴贡、泼留希金、葛朗台、严监生更胜一筹，说：谁死在蒙特利的话，他仅仅被埋至脐段，这样就省了块墓碑的钱。其实蒙特利人并非吝啬到连给死人一块墓碑都立不起，主要是诋毁其吝啬。同样，生活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上的瑞典人和挪威人之间也有这样的偏见，瑞典人说挪威人是没有头脑的瑞典人，挪威人反唇相讥，说瑞典人只不过是没有头脑的挪威人（注：阿兰·邓迪斯《世界民俗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63－64页。）。这种民族之间，人际之间的偏见同样发生在我国，战国时期，晏子使楚，楚王欲辱之，派人与之饮酒之际，缚一人从前过，楚王问是何人，因何缚之，答曰：“齐人也，坐盗”。楚王侧问晏子：“齐人固善盗乎？”答曰：“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水土使然也，齐人在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齐民善盗乎？”（注：《晏子春秋》。）杜佑在论及古雍州风俗时，分出两种情况，秦中关辅一带由于秦汉以来迁入大量六国贵族、豪强巨富，移民较多，所以有“五方错杂，风俗不一”的特点，而西北诸君，“安定，彭原之北，qiān阳、天水之西，接通胡戎，多尚武节”。巴蜀之区属于古梁州，那里“土肥沃、无凶岁”，因而“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轻易淫佚。”“山东之人，性缓尚儒，仗气任侠”、“山西土瘠，其人勤俭”，“荆河之间，……趋利而纤吝”，“青州古齐，……人情变诈，好行机术”，“邺郡，高齐国都，浮巧成实实在俭”（注：杜佑《通典》卷181、182页。）。由此可见，民族之间、集团之间由于不同民族文化特点，偏见自生，古已有之。 时至今日，世界上种族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集团之间，仍然存在着偏见，影响较大的当属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奉行的一贯立场即种族不论肤色，国家不论大小，经济不论贫富都一律平等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民族平等政策是十分明智的政策，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因此，得到了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士的普遍赞赏。 （本文原载《青海民族研究》2000年03期，第90～9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