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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建构与生成——屯堡文化及地戏形态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朱伟华教授等著)把屯堡文化作为考察与研究的重心，对众说纷纭的屯堡文化现象(以及其最富标识性的地戏)得以形成并保存至今的原因，以及其建构的过程、性质、特征等等，提出了新的、富有学理性的阐释，在让人耳目一新的同时，也为今天的乡村文化重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正如本书“导言”所说，屯堡文化研究早在1980年即已开始。本土的文化学者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开创性的田野调查与研究工作。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化与地方性的紧张、冲突成为学界广泛关注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屯堡文化现象，也为一些海外、省外及台湾学者所注目，作了相关的研究。应该说，本书的考察与研究，正是在已有的将近20年的研究积累基础上进行的，对已有的研究成果，既有广泛的吸取，又有了更深入的开掘，以及不少方面的新阐发，新突破。 比如，在以往的屯堡研究中，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屯堡文化是一种移民文化，自当年由屯军兵士及其他移民带入贵州后，就一直稳定不变，是江南汉民族文化较完整的一次平移，具有超强的稳定性。而地戏作为屯堡文化的一个载体和符号，也是由早已存在于江南地区的“军傩”演变而来。在这样的观照下，屯堡人长期被看成“化外”之民，这种地域文化被看成是封闭环境带来的遗存现象，屯堡文化被看成是保持了600年的明代汉文化遗韵。——坦白地说，这大概也是我原先的“屯堡印象”。但本文的作者，经过他们的独立研究，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就生存的地理环境而言，屯堡人身处农业生产条件较为优越的山区坝子，交通便利，开放度大，并不闭塞、边缘，边缘的只是他们的身份与处境；更重要的是，这个群族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由于“天高皇帝远”而遗世独居，也不是“心远地自偏”地自外于历史变迁，相反，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切，是他们积极应对变化了的生存环境的产物。整个屯堡社区不是一块保存完好的“异域飞地”，而是他们重建的故土家园；屯堡文化也不是一种足资见证历史遗迹的单纯移民文化，而是一种丰富复杂的生成性、建构性族群文化。也就是说，屯堡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有明显的“文化增容”和“文化重组”。地戏的形成即是一个典型例证：它并非简单的移植，而是在移民带来的形式碎片基础上，在本地的合成，是一个新的重构和创造。——这样的新的认识，或许会引起不同意见的争论，但在我看来，这是在广泛的田野调查与相关文献的细致考察基础上，经过周密的思考和论证所得出的结论，是言之成理的，至少可以成为一家之言。我由此而体会到“认识脚下的土地”的不易，要真正认识与把握一个地方的文化，确实需要下苦工夫，这是一个不断研究，辩驳，反复探讨的长期积累的历史过程。我们现在对屯堡文化的研究，包括本书所做的工作，也只是一个开始。但每一次认真、严肃的研究、探讨，都会有自己的贡献，成为认识过程中的“一木一石”。在我看来，本书研究的上述结论，强调屯堡人积极应对变化了的生存环境的主动性，创造力，以及屯堡文化所具有的“建构性”特征，对屯堡文化及屯堡人精神的研究，无疑是一个新的开拓，有着重要的意义，并极具启发性。 而本书的一些深入研究所作出的描述与概括，也许更值得注意，也是我更感兴趣的，它们大大加深了我和读者对屯堡文化的认识—— 一、从作为历史开端的明代征南战争的移民，到屯堡社区、屯堡文化的成型，是一个历史流变的过程，并有其外在条件和内在动力。作为原初移民的屯堡人居住区始终存在两大困境：与外围少数民族原住民地区潜在的紧张关系；来自和安顺城市发展同步的后移民集团的压力。这样的双重困境，发展到清代，就使得曾经是“正统”、“主流”，以“征服者”、“中央军”自居的屯军后代，逐渐边缘化，身份地位的衰落与族群整体的被排斥，造成了心理上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只能选择对自己文化的固守。屯堡文化正是在和周围少数民族与后汉族移民的文化互动与博弈中逐渐形成与保留下来的。“屯堡人”的称谓出现在清朝中期，正是屯堡文化成型的一个标志。 二、与费孝通所描述的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社会组织原则的农村社会形态不同，屯堡社会是以地缘、血缘为纽带，形成以核心家庭作为社会结构的基本细胞，并通过族群内部通婚制度，靠姻亲关系建立“准血缘”的普遍关联，又以村落内部民间组织自发形成的社区公共空间的建构，弥补核心家庭社会功能的缺陷，由此而形成了稳定的社会结构。而屯田体制长期延续所形成的制度化保障，更使地主经济发展受阻，私有经济的大兼并难以繁殖，这就强化了村落内家庭经济的依赖与互助，导致了经济水平的均质化，以及对公共资源的共同占有，共同享受的平等观念，以及整齐划一的建筑、服饰、饮食等物态文化结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