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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民俗文物学学科建设中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与开拓 本书结构的设计，就其表面形式来说，和传统人文学科概论编写体例没有多大的出入，应该说是概论类书籍的规范格式。然而，就其内容的组织结构安排来说，本书的编排有作者的新颖独到之处。本书采取了花开两朵各论一枝的上下两编的对等平行论析方式，用来讨论民俗文物学本学科独特的基本理论与实践。按说，本书上编所论述的四章十三节，包括民俗文物的定义、范围、基本特征、发展源流及分类等该学科的基本内容，在传统因循下来的概论编写惯例中，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概论”的讨论任务。即使有一些人文学科的应用性较强，也往往在上述章节外增加一两章方法论的解说，或调查作业的一些附录，就足以达成“概论”规模了。但是，本书作者却把本来可以作为一本概论的章节放到了本书的上半部分，却把本学科的应用理论和作业技术规范的研究放到了本书的下半部分，清晰地论述了民俗文物工作的历史经验，民俗文物的调查与政绩，民俗文物的认定与鉴定，民俗文物的保管与展示等重要内容。并使这个下编以比上编多60页篇幅的分量，显示了该下编在民俗文物学科中独具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从而使这部民俗文物学的著作具备了学科理论与实践全方位的视野，构成了一部全新的开拓型的专业学科的论著。作者在编写体例上的创新和开拓，充分证明了他对民俗文物学的学科性质和任务有着足够的胸有成竹的科学估量。 基于上述对本书作者在概论的逻辑构思中所展现的创新和开拓的认识，作为读者我们再认真看看作者到底是怎样进行民俗文物学理论与实践的全面分析论证的。 1、对民俗文物基本概念的论证提出了创新的概括和解读。作者对民俗 文物概念认识的切入点，并没有像通常概论读本那样借助旁征博引大量古今中外繁复艰涩的定义做出认定或界定，因为作者明确地指出：民俗文物这个概念在现有的文字资料中几乎找不到现成的解答。尽管作者也引证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条中的一段说明，但是那段说明并不是严格的准确的科学定义。因此，作者只能是直截了当地从眼前的日常民俗生活器具谈起，从人们生活中造物、用物的过程中谈到民俗的文物优化、固化的发展形成。这显然是一种原创式的定义法，这种方法需要作者从民俗文物遗存的由来与发展中认真调查研究做出科学的解析和概括。这是一种原理的探究和求证，来不得半点的推测或臆断。作者还从“民俗”与“文物”两个专业名词的嫁接中，找到了民俗的内涵外延与文物定义的密切结合点，进而为民俗文物一词确定了一个明确的含义：“民俗文物，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民间生活文化中的物质文化遗存和精神文化的物化遗存。”②这个被作者整合出来的“民俗文物”的定义，显然是周全的、切合实际的，因此也是科学准确的。从民俗学的角度理解，这个定义显然使民俗文物的“民俗文化的物化遗存”概念十分清晰了，这也正是多年以来中国民俗学特别模糊和弱化的部分领域，也是民俗学多年以来田野调查最为忽略的重要环节，从文物学角度理解，这个定义显然提高了民俗文物的价值，纠正了多年以来那种过分重视文物古董较高经济价值，轻视民俗文物为一文不值的文物学病态；这个定义恰好也找出了多年以来中国民俗博物馆建设在当今世界上严重滞后的关键所在。因此，这个定义的确立，无论对于中国民俗学还是中国文物学的学术反思和学科再完善，都有着直接的积极意义和科学导向作用。 与此同时，作者还把民俗文物的概念和当下十分流行的相关学术名词进行科 学内涵的比对，进一步为民俗文物的理论与实践找到了属于本学科领域的坐标和位置，找到了和历史文物、民族文物、民间美术、民间工艺美术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探寻了它们彼此之间的异同，使民俗文物的特征醒目地突出出来。其中，作者的精到之处不少，例如剖析民俗文物与历史文物的异同时，不仅强调了它们同样都具有鲜明的“历史性”特征，还特别指出民俗文物还具有明显的“现在性”，他认为多数民俗文物仍然在民众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作用，而进入历史博物馆的考古发掘的历史文物显然不再具备这种现在性而远离民众的现实生活。这些民俗文物理论研究的深广开拓，对于民俗文物学科的建设当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作者针对多年来面对民俗文物不公正的政治化氛围以及种种偏见所作的严肃批评，同样展示了作者建立和开拓民俗文物学的新鲜活力。 2、对民俗文物基本特征的研究和论断，同样展现了作者对民俗文物学科的创新和开拓。本书作者，概括了四个基本特征，学界的专业读者也许会直觉地以为集体性、娱教性、区域性、延续性是很容易从字面上去通俗易懂地理解它们的内涵；但是当我们展开文图并茂的篇页细细阅读这一章的内容时，就会马上发现作者是选取了比较刁钻的角度进行特征论述的。他对集体性特征的阐述，从一开始就跳出我国传统民俗学探讨民俗集体性特征的窠臼，不去大谈特谈什么民俗是集体创造、集体流传、集体保存和集体所有的文化事象等等；而是先声夺人地强调指出：“多个个体的聚合形成了集体，集体性则为多个个性的求同存异。因此，集体和个体是不能绝然分开的。使用‘集体性’一词来表述用品、起居等的民俗文物的某个特征，并不是要排斥劳动者个体的创造。‘集体性’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就民间物质文化而言，其实质是成千上万劳动者个体的长年累月的创造的质和量的总和。”③这种对于集体性特征的解析，充分证明了作者准确地把握了民俗文物创造的本质特征，从而阐发出来的集体性内涵所包容的与个体个性的辩证逻辑关系，这对于集体性特征的探讨自然就更接近民俗文物的实际，而不是民俗文化研究中常有的有关集体性特征的空谈。尤其是他对于民俗文物“约定俗成”的功能和审美标准的深层次的集体性特征表现，发表了新颖而深刻独到的见解更是难得。他对于娱教性特征的解析也自有新意。他把民众造物劳动的欢乐与造物中的美化和深刻象征寓意的教化,三位一体地结合起来阐释造物者在创造并使用民俗文物中的功能性特征,从而把民众的精神力量物化到整个大众社会生活中,作者对这个特征的分析与概括显然也具有民俗文物学理论开拓性意义。至于区域性特征的论述和延续性特征的讨论，两者相辅相成，前者瞄准了民俗文物在特定的文化地理空间限定中的闭锁型特点，阐发了民俗的地方性约定，形成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特色”和民俗文物的就地取材，土产造物的生态环境特色；后者抓住了民俗文物在特定的文化历史时间限定中的延续性特点，解析了民俗生活世代沿袭的需求，形成了民俗文化记忆的传承特色，以及使日常用具、道具、玩具等民俗文物的祖辈传留或反复制造得以延续的特色。这四个基本特征的论述，在以往的相关学科的理论研讨中似乎极少涉及，这应当被认定为创新和开拓之作；话说回来，即使过去有所涉及也没有本书论证分析得如此透辟和切中要害，也很少有本书如此举证确凿精当且富于说服力。 3、创造性地论证并梳理出中国民俗文物发展的源流。一个学科对象的发展史历来是该学科概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学概论类书籍当然有民俗文化由来与发展的历史叙述的章节,本书也毫无例外地撰写了这个重要的章节。但是许多传统的人文学科早在大半个世纪之前就有了这类现成的系统史料记载，既可以借鉴，又可以借用；而民俗文物学的民俗文物发展史，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是一片空白，作者既无法借鉴更无处借用，只有白手起家创新开拓，从人类的开天辟地的造物开始谈起，理出一条中国人巧夺天工、造福人民的造物和用物历史。作者的创造性劳动在这里做出了充分的展示。他在本书的《引言》中就明确提出：“我们在进行民俗文物暨民间物质文化研究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到历史、考古、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学术动态和成果，这将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深入。”④他所撰写的《民俗文物发展之源流》这一章，正是他这一主张的最佳实践。他精选了考古发现的许多确凿证据，证实了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造物的源头，证实了此后制陶器、制青铜器的发展。同时深入到古代文献的经、史、子、集的细部，查证了从夏、商、周（春秋战国时代）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南北宋（辽、金）、元、明、清，直到1840年西方生产机械进入中国时的民俗文物发展史迹。为此，作者涉猎了《诗经》的《国风》、《小雅》，寻访可信的物证；查阅了《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新唐书》、《宋史》等史书的志、传；对证了《庄子》、《韩非子》、《墨子》、《孟子》、《管子》、《列子》等诸子百家的记述；引证了与本学科史密切相关的《周礼》的《考工记》、《吕氏春秋》、《说文解字》、《风俗通》、《齐民要术》、《陶纪略》、《天工开物》等大量的专集文典，这是作者对一部民俗文物史的百工巡礼，物象探微和甄审钩沉，如果没有厚实的民俗史学、文物史学、科技史学和工艺美术史学的功力，很难创造性地撰写并梳理出这章中国民俗文物发展的源流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