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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信仰的演变路线，不仅有下行的“散”的走向，而且有上行的“聚”的路径。但是民间信仰的“聚”有一明显的不同于“散”的机制，这就是人为的作用。虽然民间信仰的“散”也是人为的，但这个过程是自发性的，俗化的过程基本上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种不知其所以然并不是我们今天无法找出它的因果关联，而是找不到始作俑者，甚至也找不到确切的时间和地点。即使人死封神的现象，虽然有时见于文献，但绝大多数也只有对既成事实的陈述，而没有第一时间、第一地点的当下记述。然而民间信仰的“聚”则有着鲜明的有意识的或说自觉的创教特征。道教的早期教派之一“五斗米道”最初就是一种民间宗教，它的精神土壤是我国西南地区长期流传的民间信仰（包括氐羌等少数民族的信仰），但是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特征至少有三点：一是它有明确的创教者张陵（34～156年）；二是它奉老子为教主，奉《老子》五千文为主要经典；三是它有一套严密的组织系统，初学道者为“鬼卒”，道徒骨干为“祭酒”，以“治”为教区，以“大治祭酒”为统领，最高的教主为师君。后来经过寇谦之和陆修静的改造，道教进入主流意识形态，由一地区性的“小传统”演变为全国性的“大传统”的组成部分，成为正统的宗教之一。道教的这种变化不仅说明了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的联系和差异，而且说明民间宗教有可能由民间“上升”为主流宗教。 新兴宗教团体的出现，从信仰的资源上说，无论是天启（如穆罕默德）、悟道（如释迦牟尼），还是既有借用又有创新（如耶稣创立的基督教原是犹太教诸多新教团中的一个，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也是汉代盛行的黄老道中的一个支脉），无论是从既有的资源中汲取营养，还是反其道而创之，总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有所扬弃。由于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由“两希”文化（古希腊文化和希伯莱文化）到基督教文化的路子，也没有形成排他性的“国教”和贯穿整个中世纪的反异端神学与迫害女巫的宗教裁判所，因而民间信仰一直是滋养新兴宗教的土壤（但不是唯一的土壤）。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以民间信仰为基础产生的民间宗教团体，时有时无，且具有地域性，并非时时处处民间信仰都“必然地”产生民间宗教，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需要研究和解释的问题：究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新兴的民间宗教团体能够借助民间信仰的土壤“应运而生”？详细的案例解析和在此基础上概括出某些基本的模式，无疑是将来由研究专著完成的任务，在此我们只能以早期道教的“五斗米道”（注：五斗米道因奉道者须出五斗米供道或酬谢道师，故称五斗米道。其反对贼盗、欺诈的主张和追求长生、度厄、首过、医疾、“收万精魅”等，均直接继承秦汉方士的道术。五斗米道为人治病有时先让病人思道悔过，若不愈，再请神杀鬼，并根据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的信仰，创造了以“三官手书”为病人请祷的祭仪。张陵本人在创教过程中撰写了一些“微经”，将长生成仙作为最高目标并具体化为由神仙除去死籍，消灭三尸，节禁魂魄不弃人身。此外，行气、导引、房中术等在张陵的道术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张陵在创教过程中建立了24个教区，称为24治，其中以阳平治、鹿堂治与鹤鸣山治最为重要。各治由祭酒（教职）主持，并设立命籍，“落死上生”，教徒定期到治所核实户籍，检讨行为。总之在张陵时代，五斗米道已经有了道书、教义、教仪、组织和戒律等，初具宗教规模。）教团为例，提纲挈领地指出这是天时地利人和综合作用的结果。所谓“天时”，就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大环境。东汉时天灾人祸并行，人心思变，要求“太平”。当时盛行的谶讳神学为早期道教经典中关于“变”而达到“天下太平”的思想提供了神学基础。所谓“地利”，是指新兴教团产生和发展的小环境，既包含信众的因素（由于土地兼并造成大批农民流离失所），也包括自然地理条件（如相对封闭且有信仰基础的巴蜀、汉中地区）。而所谓“人和”，则是指创教者的个人经历、文化素养和组织运作的能力。张陵生长在东部地区（今江苏），有文化（年少时曾入太学，通五经），有政治经验（当过巴郡江州令），有修道多年的神学思想和宗教体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张陵在创教过程中虽然以民间信仰为基础，但不拘于一时一地，而是进行了多信仰系统的吸收与综合，提升和再创造，并且还从“大传统”中吸收了许多文化因子，因而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既是张陵创教的成功真谛，也是民间信仰向民间宗教“聚”变的关节点。 三、文化整合中的“散”、“聚”走向 民间信仰聚结成特定的民间宗教教团，固然有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但是我们知道，无论是民间信仰的“散”，还是民间信仰的“聚”，都不是孤立发生的。任何社会中的“大传统”和“小传统”，都处于动态的相互作用之中。 1．自发的神化与“传统”政治伦理渗透 民间总是在自发地产生宗教信仰。屈原和伍子胥死后，民间百姓自发地将他们奉为江神和潮神，并在江边立祠祭祀。然而他们之所以能够超出一时一地的局限，如此普遍地和如此长久地被民众信仰，与社会上层，特别是统治集团的有意推助密切相关。其具体表现为有意地强化某些人物的神化过程。如屈原在汉宣帝时已被列为官定的江神，享“祭祀之常礼”，唐朝时封为二字公，宋代加四字公，至明代赐封为“广源顺济王”。伍子胥在唐代元和间被封为惠广侯，宋元二代皆加封为王，但强调的重点或说赋予的内涵略有不同，如宋宁宗封伍子胥为“英烈威德显圣王”，而在元代则封为“忠孝感惠显圣王”。这种对被神化的文化英雄加封不同等级的头衔（与祭祀的待遇有关）和不同的封号（赋予特定的内涵）的做法，既表明了“大传统”对“小传统”的内容的认可，同时也鲜明地表达了“大传统”（主流意识，特别是政治伦理观念）对“小传统”（民间信仰）的选择性干预和伦理引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