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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一直有着自觉不自觉和时隐时显的本土化倾向。从“五四”的歌谣收集到20世纪80年代规模空前的“三套集成”，其田野调查的方式，主要是继承了《诗经》的采风传统，与西方民俗学和人类学的田野作业多有不同。 二、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自一开始就是在西方思想和学术的启蒙之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所以它一直摆脱不了一种“影响的焦虑”情结。建立中国特色的民间文学理论或民俗学派的主张，更多地是西方给我们带来的“影响的焦虑”的自然后果，是我们情绪防御和本土主义价值观的一个必然姿态，它包含着对文化身份和国际学术地位丧失的一种担心或忧虑，而不是基于对学科发生、发展的内在过程的考察。 本土化研究无所谓对错，建立中国特色的民间文学理论或民俗学派的主张也无可厚非。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真正立足全球视野的本土化研究很可能是产生创造性研究的一条必由之路。笔者写作此文是为了提醒当代民间文学研究者，应该多从学理出发，尽力摆脱研究过程中的情绪化和本土主义价值观的干扰，同时也指出，从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建立中国特色的理论、学派的要求或本土化的研究，至少受到三方面的制约和限制： 1、研究现状的限制 国内民间文学研究的概念和方法，尽管受到外来的影响和启发，但在实际操作和使用的过程中，大多已经被改造或者进行了“本土化”的转化，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经过系统的梳理，许多研究者在使用这些概念和方法时往往各取所需，缺乏统一的规范。这是造成我们难以同国际学术界进行平等的专业化、规范化对话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著名学者阿兰·邓迪斯在1989年为他编的《世界民俗学》（The Studies of Folklore）中译本写的“中文版序”中指出：“民俗学研究已逐渐形成为一个科际的（interdisciplinary）和国际性的学科领域。遗憾的是，中国的民俗学家们对中国以外的情况却知之甚少。中国的民俗学家至今为止还没有参加民俗学研究的国际间协作，中国的学者们不了解欧美民俗学家所采用的新的理论和方法，同时，欧美民俗学家也不知道中国民俗学家所取得的成就。正因为如此，人们希望中国民俗学家的研究成果能以英文、法文、德文或其他国际学术语言出版。当然，同时也应以中文出版一些欧美学者的著作。”（注：阿兰·邓迪斯：《世界民俗学》，陈建宪、彭海斌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可见，在技术操作层面，中国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多数过不了外语关，同样，西方学者懂汉语的更是少之又少，这就造成中西双方都需要相互了解，但双方的能力都不足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强调研究的中国特色或本土化色彩，只能使封闭的局面更严重。 2、理论的限度 主张中国特色或本土化研究的学者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似乎我们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先在的本土，可以用它来“化”外来的东西。实际上，所谓的本土或中国特色，只有在相对于外来文化时才有意义。从历史来看，正像没有纯而又纯的民族一样，也不存在一种纯而又纯的所谓“本土”文化。所以，如果说“本土化”就是要回到一个本质主义式的过去，获得纯粹的文化身份，这种主张恐怕不仅仅在理论上行不通。 3、时间的限度 近百年来，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虽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是，对于民间文学发生、发展的规律，各种题材和体裁的民间文学作品的细部特征和性质还远远没有认识清楚；很多古代民间文学文献资料还没有经过现代眼光的审视和研究，因而有不少仍然是有待开垦的荒地；上个世纪采录的“三套集成”，虽然被国外学术界认为是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绝好材料，但我们的理解和研究还明显滞后。尽管中国民间文学研究是一项现代性的事业，可是，与国外的研究进展相比，我们还没有对自己的研究进行现代性反思。我们的田野考察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采风的情调；有不少研究，或者是为了抢救正在消逝的传统文化，或者是为了到民间去寻找现代性在过去的影子，更多的是为了改造传统，力图从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化的主位来研究和理解的情况并不多见。现代性给我们的民间文学研究赋予的很多观念——如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落后与进步、非理性与理性的简单二分的历史观——都被我们当作不证自明的论述前提。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加以反思和澄清。至少我们需要把国外的理论和方法与我们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经验做充分的比较，为中国民间文学研究走向世界并与国外同行对话创造条件。由此看来，要真正提出中国特色或建立中国学派，还有一段长路要走，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从全球历史来看，在工业革命以前，人们根本没有本土化或多样性这样的概念，因为那时的文化本身就充满了差异，用不着去论证自身的特色或不同。现代性和全球一体化使差异性成为一个问题，使本土化成为人们确定自己文化身份的一项迫切要求。根据美国学者艾恺的研究，在世界范围的反现代化思潮中，大部分文化民族主义者都把本土文化说成是“外人”文化的反面，与现代文化的对峙为本土文化界定自身的特殊性和要义提供了一个场合。而且，如果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西化”越深，他就越是急于界定自己的认同对象。（注：（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第22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这就提醒我们，提出本土化或中国特色研究的设想，很可能有复杂的情感体验和知识背景，本土化或中国特色不应该是全球化或西方文化的反面。我们应该看到，中外民间文学的相同和相通之处远多于其差异，我们要警惕为了辨别自己的文化身份而急于“标新立异”的倾向。 在新的全球一体化进程中，中国的学术研究应该走出百余年来体用之争的无谓循环。我们与其被动地卷入全球化的过程，不如积极投身其中，对新的学术对象和生存环境做出积极有效的解答或回应。在这种情况下，中西方的学术理念和研究视野都需要做出各自的调整。就民间文学研究来说，仅仅看到或了解本国本民族的民间文学的那种研究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和现实的需要了，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民间文学现象、理论和研究成果纳入视野，成为对研究者的一项基本要求。中外民间文学研究即将面临的一个共同的新情况是世界范围的民间文学整体，当双方都真正把对方纳入知识的视野并以此反思自我时，必将产生一种换位思考的效果。 当前，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理念、范式和方法都需要接受现代性的反思，这可能是我们进入国际研究界不得不经过的一场“入会仪式”。我们还需要充分而主动地学习和借鉴国外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并以此来认真整理和研究中国的民间文学资源，寻求中外视野的融合。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特色会在跨文化比较的视野中逐渐清晰和凸现出来。只有在这种跨文化的互认、互识和相互矫正逐渐深入的过程基本完成之后，只有在与国外同行的不断交流和开放性对话的过程之中，我们才能逐渐清楚自己的位置，才能真正构建中国特色或本土化的（即在新的全球视野关照之后的本土化，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或固定不变的“本质”。）理论和学派。否则，在这个过程刚刚开始或远没有结束的时候提出本土化研究的要求，将过早地封闭自己，不利于学科本身的发展。 （本文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01期，第63～6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