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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少数民族妇女教育研究 教育是民族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而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受经济滞后、地理环境制约以及民族特殊性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一直与东部地区有着较大的差距。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全面实施，西部地区教育发展落后对经济发展的牵制问题更加突出，特别是少数民族妇女在各类教育中的地位堪忧，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将妇女教育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考察，是妇女教育研究的一大特点。这些研究认为，少数民族妇女是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条件，但她们受教育水平明显低于男性，并因此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制约作用。（注：参见吕青：《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妇女作用试论》，《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周竞红：《妇女发展——民族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宁夏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如何发展少数民族妇女教育及提高少数民族妇女受教育水平？学者们不仅在理论上进行探讨，还运用实证、调查、参与、比较、评价等一系列方法和手段，对少数民族妇女教育现状及问题、影响少数民族妇女教育的因素及发展少数民族妇女教育的对策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促进少数民族妇女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女童教育是普及义务教育的难点，而少数民族女童教育更是难中之难。学者们指出，中国普及教育的难点在农村女童，女童教育的难点在西部边远贫困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女童就学难，包括自然、家庭、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宗教等诸多原因。女童教育的发展，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关注、需要全方位治理的项目。如果没有政府与全社会的极大关注，没有一系列配套的政策，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女童受教育环境的措施，女童就学难将会成为跨世纪的难题。（注：参见臧健：《中国西部农村女童教育研究》，《浙江学刊》1995年第5期。）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提出母亲的素质对女童教育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并一致提出抓女童教育必须花大力气抓妇女教育，提高母亲的素质。（注：参见王振玲、张晓乐：《民族贫困地区的母亲素质与女童教育》，《中国民族教育》1998年第4期；马毓勤：《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母亲素质与女童教育》，《宁夏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女童教育不仅受到学者和教育工作者的重点关注，也引起了政府和有关机构的重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加大了发展女童教育、尤其是西部地区女童教育的举措。妇女研究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纷纷参与其间，并从单纯的研究转向行动式研究，在发现问题的同时探索出解决问题的路子，促进政策改革。1992年，宁夏、甘肃、青海、贵州四省区协作研究的国家“八五”规划重点课题“农村女童教育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大规模地采用了行动研究法，力图通过试验探索一种更加符合不发达地区教育实际的科学、严谨、客观、实用的研究方法。课题选择上述四省区少数民族聚居最贫困地区女童教育问题为研究的突破口，从农村女童就学难的实际问题出发，从现状调查入手，在追因调查、政策反馈、文献研究、历史研究、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整体优化女童教育环境”的试验假说，并在四省区进行试验，以树立一批可以在女童教育方面起示范作用的学校，最终探寻出一条有效解决中国西部多民族贫困地区女童就学难的办学路子。课题研究结果表明，其研究思路和办学模式对于我国中西部多民族贫困地区的女童教育，以至对所有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女童教育都具有参考、借鉴价值。（注：参见“农村女童教育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总课题组：《我国西部四省区女童教育研究》，《教育研究》1996年第1期。）四省区女童教育实验的开展和初步成功在学术界引发了一股研究热，每年都有一批论著发表。这些研究不再停留于如何提高女童的入学率、巩固率，而是着眼于女童教育质量的提高和女童生存能力及综合素质的增强。 妇女教育是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中比较深入的领域，成果也极为丰富，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益。由于注重行动性和实践性研究，其关注的重心主要集中在问题比较显著、同时也比较容易操作的基础教育方面，而对少数民族妇女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特殊教育、学前教育等，涉及的较少。对于现行的教育体系是否适合各族妇女的教育发展以及如何进行变革等问题，更是极少有人撰文进行探讨和论述。 3．少数民族妇女与婚姻家庭研究 在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中，妇女与婚姻家庭的关系一直受到学者们极大的关注。其中婚姻家庭制度、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妇女的婚恋习俗、两性关系及性文化等，是大家重点研究的内容。 在婚姻家庭制度研究中，很多学者都对纳西族摩梭人的母系制家庭和阿注婚抱有兴趣。和钟华通过长达12年的人类学田野考查，从女性的视角和历史的视角，对摩梭母系制的形成、家庭结构、伦理观念、风俗习惯及其存在的文化思想基础，以及在市场经济和外来文化冲击下经历的文化变迁，进行了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女性学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得出与传统观点不同的结论。她指出摩梭母系并非原始社会遗迹，而是当地特殊文化环境和生存需要的产物，它经历了母系——父系——母系的演进程序。（注：参见和钟华：《生存和文化的选择——摩梭母系制及其现代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6－72页。）翁乃群的观点则有所不同，他运用象征分析法对纳日人（即摩梭人）的创世纪神话、女神祭祀和房屋结构等进行诠释与分析后，认为纳日人社会性别的文化结构体系可以概括为“女源男流”。而这一纳日人社会性别的主要象征结构关系与他们祖先由北而南的迁徙历史以及该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是在他们祖先漫长的迁徙历史中逐步形成的。（注：参见翁乃群：《女源男流：从象征意义论川滇边境纳日文化中社会性别的结构体系》，《民族研究》1996年第4期。）无论哪一种观点，都承认摩梭母系制有着悠久的历史。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和外来文化的强大冲击下，摩梭母系也在进行着新的调试和整合。有的学者认为母系制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继续成为永宁摩梭社会的主流，并向多元化发展。（注：参见和钟华：《生存和文化的选择——摩梭母系制及其现代变迁》，第304－305页。）有的学者则认为摩梭人社会中单纯的传统形态的母系家庭逐渐在减少，而母系、父系并存的家庭以及父系家庭所占的比例则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现已占半数以上。（注：参见和少英：《纳西族文化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