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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西方“新史学”的成果可谓异彩纷呈，而我们史学界的引进和介绍还远未形成全景式的认识。一般读者所熟悉的新史学代表人物主要限于以布罗代尔为首的几位法国学者。北大出版社最近翻译出版的《新史学：对话与自白》一书则有助于丰富我们对西方新史学的认识，摒除某些陈见。 这是一本汇集了九位在当代西方声名显赫的新史学家的访谈录。其中既有我们已经熟悉的昆廷·斯金纳、彼得·伯克、罗伯特·达恩顿、金兹堡，也包括国内学界未给予充分关注的丹尼尔·罗什、杰克·古迪、凯斯·托马斯、阿萨·布里格斯、纳塔莉·泽蒙·戴维斯等名家。这几位大师级学者的现身说法，无疑将给读者留下深刻而又生动的印象。我们头脑之中有关新史学的知识图景，或许会因阅读此书而有所变动。 本书的编者、访谈主持人是一位巴西裔的英国女学者，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身为文化史专家，她对于九位受访者的著述十分熟稔，因而她的提问能够切中肯綮、富有深度。此外，作为彼得·伯克的夫人，她对这些来自剑桥、牛津、普林斯顿和法兰西学院的新史学大家的了解更有别人不及的优势，当面的交流和接触更多，这一因缘也使得受访者更为轻松，话语之中也少了几分不情愿，多了几分犀利与幽默。正是凭借以上两点，伯克夫人的这本访谈录才有了超过一般访谈的深度，让受访者透露出一些在其著作中隐而不显或从未涉及的东西。她比较喜欢提及的问题包括：这些史学大家如何走上了学术道路？怎样发现了他们的研究课题？哪些学者和书籍对其研究路数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些获得过众多荣誉的史学明星如何看待对其研究的各种批评？正是对诸如此类问题的回答，不仅勾勒出九位大家的人生轨迹与思想脉络，更使读者了解到新史学的重要参与者们对于新史学的看法。 众所周知，法国的年鉴学派是新史学的重要推动者。在受访者中，虽然仅法国的丹尼尔·罗什属于年鉴派的第三代，但来自英、美和意大利的史家，或是坦言十分接近年鉴学派，或是对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赫及其大著《国王神迹》非常推崇。总之，他们中的大部分受到了年鉴学派的影响。 从研究对象来看，他们共同的兴趣集中在近代大众信仰与文化、日常生活与日常物品等领域。凯斯·托马斯在《宗教与巫术的衰落》中考察了１６、１７世纪欧洲的民间信仰。金兹堡撰写的微观史的典范之作《奶酪和虫》，详尽描述了１６世纪初一位意大利磨房主的宇宙观。伯克和戴维斯的成名作则分别是《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和《近代早期法国的社会与文化》。另一位堪称大众文化研究专家的达恩顿，总是以自下而上的视角考察１８世纪法国的出版商、地下文学和落魄文人。与达恩顿同为１８世纪法国史专家的罗什，曾通过描述一名生活在旧制度末年和大革命时期的巴黎玻璃匠绘制了那个时代大众阶层的生活画卷；此外，服装、食物、房屋、家具等日常物品也构成了其专著的主题。能够与罗什的《日常物品的历史》相媲美的是英国学者杰克·古迪的研究，后者曾推出过《烹饪、菜肴和阶级》以及关于花的文化的著作。 广泛而新鲜的研究对象，使得新史学扩大了历史文献的范围，它令史学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书面文献，而出现了史料多样化的趋势。诚如罗什所言，书籍、绘画、纪念物、建筑物、景观，或者别的任何东西实际上都可以是蕴涵着意义的史料（１５０页）。对于大众文化的关注、对于默默无闻者的兴趣也使新史学与人类学成了近亲。杰克·古迪首先是位人类学家，戴维斯、托马斯、伯克和达恩顿等人也都表现出了对人类学的浓厚兴趣。达恩顿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屠猫记》，正是他和吉尔兹一起在普林斯顿所主持的研讨班的主要精神成果。除了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比较研究也是几位新史学的代表普遍认可的方法，尽管他们承认比较史学谈得多、做得少。古迪声称，比较乃是历史和社会科学中极少数能与科学家进行的实验相当的东西之一（１５页）。正是他对于非洲、欧洲和亚洲社会和历史的比较研究奠定了其国际性盛誉，对他而言，比较乃是破除欧洲中心论的良药。伯克也称自己长期热衷于比较史学，他在关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文化与社会的研究中，将意大利与尼德兰和日本分别进行了比较。还有，达恩顿打算进行关于审查制度的比较研究。 这九位史家虽然在各自的领域中力求创新，为新史学做出了突出的成就，但他们并没有将新史学理想化，或将之强加于人，相反他们对新史学有清醒的认识，并对其内部的一些流派、研究方法提出了批评。这首先体现在对心态史的态度上。我们知道，心态作为一种长时段因素曾深受年鉴派的推崇，心态史也在新史学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古迪认为，心态概念对于历史分析而言并非是恰当的工具，甚至称心态史表露出来的是历史学家们“某种智力上的懒惰”（２２～２３页）。思想史大家昆廷·斯金纳也表示不会建议学生去研究某一种心态，对他而言，“追问一整套信仰是什么，这样的研究选取的单位是错误的”，他所感兴趣的解释学的任务“比之心态史学家们雄心勃勃的目标要卑微得多”（２９２～２９３页）。听取了对心态史的批评后，伯克夫人向年鉴派史家罗什问道：“你是否认为心态史依旧保持着很强的态势？”而罗什则将心态史变成了两个人的工作：只有阿里耶斯和伏维尔确实说过他们在做心态史（１４７页）。倒是彼得·伯克为心态史提出了些许辩护，他认为所有的概念都可以被误用，不存在什么“正确的”词，心态这样的概念还是有用的（１８８页）。 凯斯·托马斯早在１９６６年就撰写了一篇宣言式的文章，力主向史学家们“更加系统地灌输各门社会科学”，从而成为了新史学的主要倡导者。然而，３２年后接受伯克夫人的访谈时，其态度中庸了许多。他坦言，撰写那篇文章时，“正是人们正在短暂地对计量史学和经济计量史学入迷的时候，仿佛那一下子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一样”，他曾对此深心向往，然而那方面的热情不过是过眼烟云（１０８页）。用伯克夫人的话说，虽然托马斯根本上还是一个在研究取径上很激进的历史学家，但他现在“更加珍视传统，对于史学方法发生巨大变化的可能性持着谨慎而心存狐疑的态度”（９２页）。 更加珍视传统的绝非只有托马斯一人，受访者大都重新肯定政治史的地位，重视档案材料与证据，对马克思主义表示敬意，与后现代主义保持距离。阿萨·布里格斯和金兹堡都认为政治史是不可取代的，后者甚至提出政治史是历史学中最有希望的领域，当然要以新的视角研究（２４５页）。罗什更是否定了我们通常的见解——认为年鉴学派是排斥政治史的。他指出，“实际上，在早期的年鉴群体中布罗代尔所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要让人做政治史。马克·布洛赫不仅写了政治史，而且也开了政治史方面的课程”。纵观当下法国的学术研究与大学教学，罗什认为有把握说“政治史从未在法国消失过”（１４８页）。新史学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反对１９世纪实证史学的斗争中，它倡导用以问题为导向的史学代替那种发现事实、叙述事件的史学。如今，伯克和金兹堡都认为这种倾向有矫枉过正之嫌，使某些历史学家只重阐释、建构，而忽视了甄别史实。依金兹堡之见，在最近这２０年里变得极其落伍的证据观念正在再度变得重要起来，而他本人想“为这种兴趣的增长尽绵薄之力”（２５４页）。此外，布里格斯、托马斯、罗什和达恩顿等人也都强调了档案材料、证据的重要性，提出要带着理论和假设来研究大量的史料，同时依靠史料中的证据来修正假说。新史学家们不仅重新肯定了政治史和实证的研究方法，还对马克思主义表示出了敬意。其实，新史学并非与马克思主义互不相容。在跨学科研究、长时段和整体观察等方面，马克思主义都和新史学有相通之处。颇为有趣的是，某些评论者将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和金兹堡的《奶酪和虫》归为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典范之作，而两位作者却否认了这一点，他们有意与后现代主义保持距离。 各位史家对于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采取了一种更加开放的态度。伯克提出，历史学家要意识到历史写作的多样性，可以依据主题来选择研究路径。金兹堡的言论也同样具有代表性，他反对将某一研究历史的路数定为正统，他希望将不同的研究路数结合起来，以宏观史补充微观史，以结构来补充事件。总之，通过了解九位在新史学中引领潮流的大家的学术成就与史学观点，我们获得了对新史学更加清晰、鲜活的印象。最后要指出的是，本书的翻译精确、流畅，使中译本同样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７月第１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