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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食物为途径的文化反思 西方人尽可以盛赞中国传统饮食文化，而我们自己恐怕应该更多地思考“吃”的内涵和意义以及由“吃”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上的问题与困境。联想到前面提及的关于good to eat 还是good to think的争论，我们完全可以提倡由饮食而进行反省，即“饮食文化”有益于反思（good to reflect），也就是重新思考那些我们每日身在其中而不知、司空见惯而视作当然的东西。 张光直和西蒙都提到了食物在中国文化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很少有别的文化像中国文化那样，以食物为取向；中国人被视为有着食物中心倾向文化的民族。深谙中国文化品性的林语堂如是说：“如果说还有什么事情要我们认真对待，那么这样的事既不是宗教，也不是学识，而是吃”。林语堂曾对中国人的美食倾向作如下评说：中国人之所以对动植物学一无贡献，是因为中国的学者不能冷静地观察一条鱼，只想着鱼在口中的滋味，而想吃掉它。对于客观对象的科学好奇心始终没能超过品尝美味的好奇心（林语堂，1991，p46）。 有一则寓言式的笑话这样讲到：上帝创造了最早的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并让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伊甸园里，而他们受到蛇的引诱偷食了禁果，因而被上帝逐出乐园。就此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亚当和夏娃究竟是哪个种族的人？是白种人、黑人，还是阿拉人或印地安人呢？探讨的结果是：他们有可能是任何一个民族的人，但惟独不会是中国人，因为如果他们是中国人，就不会等到蛇来诱惑，他们先就把那条蛇吃下肚了。 我们民族不仅是无所不吃，也不仅仅是创造了灿烂的“饮食文化”，并把“吃”作为不可替代的一种生活乐趣乃至“生活的艺术”，更重要的还在于，“吃”，根本就是我们感知世界、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鲁迅曾称赞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毛泽东不是也经常教导人们，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吗？而尝是要用口去实施的。由此引伸出来的表达探索、试验、了解等等意思的中文词，正是“尝试”一词；反之“浅尝辄止”则是批评缺少探索、深究精神的词。亲尝、品味，是中国人认识外部世界的一个重要方式。 “吃”还经常用以建立和表达与社会世界的各种关系：找工作被称为“找个吃饭的地方”，失业是“砸了饭碗”，体制改革是“打破大锅饭”，连威胁别人也常用吃来比喻——“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吃” 除了满足探索未知事物的好奇心，还能满足尝人之所未尝的虚荣心。吃别人不曾吃过的东西、珍稀罕见的东西，是大可引以为自豪并能表示其等级和身份地位的举动，而且一如布迪厄所言，是实现阶级再生产的方式。中国传统的山珍海味，是平民百姓难解其味的；而今天我们仍不时听到几万甚至几十万一桌的天价宴席；这里吃的不再是营养，也不是味道，而是社会身份的象征。食物由此成为区分阶级和社会阶层的重要表征，“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典型地以食物来隐喻巨大的社会的不公正。在这个世界上，当许多人还在为裹腹而奔波和挣扎的时候，穷奢极欲、暴殄天物是无耻和罪恶的。而历史和现实都有如安德森所言，“在中国，富人与穷人在食物类别上的差异，比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都大”（安德森，2003，PP257-258）。 进入现代社会的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在消费主义的刺激下发生畸变。追求时尚的炫耀性消费对于中国人原本并不陌生，我们的文化中惯有讲排场、要面子、相互攀比的性格。而消费主义通过广告、媒体、名人效应进一步制造出人们对时尚的需求，这使得传统的生产和消费的涵义都发生了变化。由于时尚成了人们的目标，生产的和消费的主要不再是产品的内容，而是其形式、象征和意义。人为制造的需求不同于生存的基本需求，它可以是无限延伸的，它刺激起来的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那张开的大嘴下面不再是可以填饱的胃肠，而是一个无底洞。人们追逐的物品包括食物往往因其承载的文化象征意义而变得时髦，而一旦变成时尚就可能意味着该物种资源的枯竭。以犀牛的命运为例，据考古发现，至少在商代以前犀牛还出没于包括北方在内的中国广大地区，公元前两千年的安阳还有它们存在的踪迹；而到唐代它们就只存活于岭南部分地区了。由于犀牛角的药用价值和作为雕刻艺术品，它成为当时的重要贡品，而犀牛皮的使用也是唐代的一种时尚。因名贵、珍稀而致使人们的孜孜以求导致了这一物种的迅速减少和灭绝。更为悖谬的是，有些野生动物因人类的口腹之欲或奇特偏好而被摆上餐桌，而一旦人类遭遇某种疾病、病源又被归因于这种动物时，其灭顶之灾就降临了，诸如“非典”时期的果子狸和穿山甲等。在这样一种消费的逻辑下，遭殃的恐怕就不仅仅是犀牛、果子狸和穿山甲了。 “吃”，更是一种占有的方式。将某物吞食进去，是据为己有行为的一种极为古老的形式，当然这已经超出了维持生存的功能性占有的范围。在蛮荒时代人们相信，吃下勇猛强壮的敌人的某一部位，就相应地获得了对方的勇气和力量；把某种雄性动物的某个器官“补”下去，就能壮大自身的阳刚之气。所不同的是，远古时代人们的占有能力相当有限，吞食的主要功能还是维持生存和种群的繁衍；而同时相对弱小的人类还保持着一种对于自然的敬畏，将自然视为不可战胜的充满未知神奇的崇拜对象。例如生活在北方地区的一些狩猎民族，诸如鄂温克人、鄂伦春人、赫哲人等都曾有过对所猎食动物的崇拜信仰，他们在猎取熊之后，实行一系列仪式和禁忌—— 称熊为“老爷子”或长辈，对其顶礼膜拜，为被宰杀的熊哀悼并在吃肉前齐声喊叫：“是乌鸦吃你的肉，不是鄂温克人吃你的肉！”肉吃完后，还要将熊骨集中起来，与规定禁食的熊心、脑、肝、肺、眼睛等一起举行隆重的葬礼（吕光天，1981，pp266-273）。这种猎食同时又崇拜的态度体现了早期人类与自然的融合关系。而进入现代社会的人类，早已把自己视为万物之灵，将自然作为索取、占有和征服的对象。没有了敬畏之心的占有具有一种穷奢极欲、穷凶极恶的生猛之势。这已经不是填饱肚子的吃，而是欲壑难填的占有，这种广义的“吃”与其说是占有的一种表现形式，勿宁说是一种心态、一种取向、一种生活方式和对待外部世界的基本态度。 凡上述种种与“吃”相关的文化特性都值得探究和思考，都应该成为文化反思的重要内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