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3.jpg) 几年前，我曾与同事赵世瑜先生一起议论过历史知识的普及问题。当时，赵先生正在为山东一家出版社翻译美国汉学家伊佩霞的名著《剑桥插图中国史》，所以话题便自然转到了这本书上。简单地翻阅了这本书之后，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它与我们一些中国学者的史著风格差异很大。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都有可圈可点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我们常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种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寓学术于通俗的著述形式，对于调整我们长久以来形成的叙史习惯，洗尽千书一面的暮气，把严谨的科学态度与生动活泼的表述形式结合起来，显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我觉得只要机会合适，应该做一做这方面尝试，而且我们可以比伊佩霞做得更好，因为外国汉学家对中国历史的某些见解，或给人一种隔靴搔痒之感，或很难令人苟同。谁知事情这样凑巧，不久赵世瑜先生接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约稿。出版社正在组织一套精品插图本丛书，名为《天地玄黄》，已把插图本《中国社会史》列入了选题计划，希望赵先生能够承担。所以当赵先生提出合作要求后，我几乎没有什么犹豫，便一口应承下来。如何从社会史的角度，对飘逝的岁月进行重新解读，其实并非如想象的那样轻松。一个不能绕开的问题是：你所理解的社会史，内涵究竟是什么？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史研究高潮迭起，至今已发展成为中国史学界一大流派纷呈的显学。我和赵先生，两人的观点即不尽一致。他主张新史学说，认为社会史是一种研究范式。是一场史学革命，是使史学家的眼光、方法、材料统统发生变化的一场革命。我则把社会史理解为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研究以人为主体的社会本身的历史，即社会构成、社会运行和社会变迁的历史。经过讨论，我们逐渐形成共识：在中国社会史学界尽管分歧多多，但有一个最大的共同之处，即是大家都对以政治史为核心的类同于社会发展史的传统史学不满，希望实现在整体研究和局部研究上的新突破。我们主张改变习惯性的思考路线，拆除学科之间的壁垒，推崇历史学科与自己血缘关系相近的社会科学进行交流，从中汲取学术营养，更新观念和方法，把以往只是向上注视的目光，下移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特别是要聚焦于民间社会与普通人的生活。看来，不同学术观点只要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求同存异，双方不但可以有很好地合作，而且还可能实现多元互补。我们为本书确立的宗旨是，虽然无法使飘逝的岁月实现“生命的复活”，但一定要对捕捉到的有限“历史碎片”，进行反复观照，认真解读，以期拨开历史表象的层层纱幕，向“社会”这个“特别狡猾的猎物”悄然潜行，获取接近历史真实的部分认知。记得有人曾对普及读物，提出过这样一种著书原则：强调知识性，但不能写成一般的知识读本。强调学术根基，但不能搞成纯粹的学术著作。强调可读性，但又不是违背史实的“戏说”。强调个人新见，但不是只顾新异的凿空立论和华而不实的游戏笔墨。对此，我们十分欣赏，也力求使本书向这一标准看齐。 我们将呈现给读者的这部《插图本中国社会史》共分十章，上起史前时代，下止2O世纪上半叶，历时万余年。它简略地勾划了中国社会从蒙昧、野蛮渐进到文明初始，再从“方国联盟”、“宗法封建”到“大一统”帝国出现、兴盛以及衰退，直至走入近代化的过程。中国历史的所具有的魅力，不仅是因其悠久，更在于其生命力特强。中国与印度、埃及以及已比伦并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同后起的希腊、罗马一道，代表着人类古代文明的高峰。但那些文明不是先后凋谢，就是遭到了四分五裂的命运，唯中国一枝独秀、数次逃脱了亡国、灭种的厄运，绵延至今。一万年的农业、五千年的文明和两千多年的大一统，为世界贡献了数不清的精神的与物质的财富，同时也留给世人许多难解之谜。进入文明时代后，谁也不能否认中国社会曾有过几次结构性的调整。然而自帝国时代始，所有的调整，从本质上说无不外乎是在补苴罅漏。中国社会自我修复功能之顽强，简直匪夷所思。周而复始的“秩序再现与正朔重建”，使中国社会长期在中世纪中蹒跚。“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终于在19世纪初露端倪，但是真正的转机是在20世纪，纸上蓝图才有演化成地上现实的可能。 因为篇幅所限，我们不可能将想说的话全面讲透。况且口罗哩口罗嗦的论证，既与本书的宗旨不合，也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采取跳跃性思维，圈定某一特定的历史场景，用宏烛幽，是笔者主要叙述手法。如在第一章中，围绕着“石器时代先民的聚落与生业”、“从兄妹相婚到生殖崇拜”、“原始人类的思维世界”和“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等小题，从四个角度凸现混沌初开时代的社会面貌。在“夏商周三代社会”一章，我们特设“公侯、众庶和臣隶妾”一节，通过对当时的主要社会阶层进行分析，表述了我们对“奴隶社会说”的疑义。在“秦汉帝国”一章，我们既从宏观上概括了“好大喜劝”的时代特点，又把宦者、游侠和邯郸倡这些小人物推到前台，向读者展示了他们的喜怒哀乐和生存状态。同时还用“秦汉之世畏鬼神”和“美食美器”两节文字，分别介绍了时人的精神世界与饮食生活。两晋和宋元时期，曾有过两次因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而引发的汉族人口大量南迁，这不但改变了原有的人口布局，而且完成了中国经济重心的转移。上述变局的出现，除其他原因外，竟然都和寒冷期的降临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在第五章和第八章中，对此逐一进行了个案分析。本书对“士人”这一特殊群体，倾注了很多精力，分别描述了他们的形成、异化的过程，并探讨了他们在不同阶段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我们尽可能地把学人的一些真知灼见介绍给读者，比如在谈到先秦时期的儒、道两大显学时，将其源头直接道溯到原始社会的生殖崇拜方面。“《老子》一书反复地用女性生殖原理和母子关系讲说大道与万物的关系。这里的‘道’，实际上就是女性生殖功能的扩大。道家主阴贵柔，更与女性崇拜一脉相承。而儒家敬祖讲孝，崇尚的是男性在家族中的关键作用。敬祖当属男根崇拜，讲孝在于强调父子关系。儒家还移家为国、移孝作忠使君臣关系成为父子关系的扩大。倡导阳刚之气、进取精神的儒学具有强烈的男性生殖文化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互补，哲学中的阴阳二元一体，既是对两种生殖文化的吸纳，又是对两者的综合提炼。”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有一个由好勇斗狠向柔靡脆弱的转化过程。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北方大族的南下使原有统治集团在构成和心理素质上发生巨变，对于腐蚀自身及软化整个民风起着关键作用。佛教的广泛流布和深入人心，也进一步促进了传统心理结构的解体，而相对安定的和平环境，更使得当地的社会风气易于疲软。类似的民风转变在巴蜀地区也有发生，只不过情况恰恰相反，原因也另有不同。 总之，我们在浓缩个人多年学术积累的基础之上，又广泛吸收同行的最新研究成果，一切目的都是为提升这部作品的学术含量。同时为满足社会各阶层对历史知识的渴求，适应读者的实际情况，我们在行文时尽量回避了那些难懂晦涩的专业词汇，力求把语言处理得既凝练概括，又通俗直白。对选用的插图，我们也颇费过一番斟酌。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宋兆麟、石煊等专家从拟定大纲始，便参与了相关的配图工作。他们提供的精美图片，质量很高。大部分图片能与文字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有的本身就可以主题独立，自成一个情节。其中有些图片所反映的内容，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文物品级很高，学术价值极大。相信读者看到后，一定会深深地为祖先的聪明才智所震撼。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套丛书中本书未设主编，是三位作者通力合作完成的。曹文柱撰写了前六章，第七章到第九章的作者为赵世瑜，李少兵先生参与了第十章的编写工作。 《飘逝的岁月——中国社会史》曹文柱 赵世瑜 李少兵著，130.00元 《中华读书报》2001年11月14日 作者：曹文柱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责编：CFNEdit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