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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民的喜爱与制度的疏松 蒙古民族历来对歌舞比较喜爱，这一传统在中外文献中都有所记载。 据清末蒙古族学者罗卜桑旺丹《蒙古风俗鉴》记载：“是时，成吉思汗每宴饮游乐之余，尤喜听唱歌奏乐，汗妃叶遂族人……事无巨细，善会其妙，辄能造就新声，多合人意……”。可见“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对音乐歌舞都情有独钟，偏爱之至。另外，蒙古贵族在征战中都要以女乐相随，如南宋孟珙的《蒙鞑备录》中说：“国王出师，亦从女乐随行，率十七、八美女，报慧黠，多以十四弦等弹大官乐，四拍子为节，甚低，其舞甚异。”蒙古贵族统治中国后更加提倡歌舞、戏曲。《元史•百官志》记载，元代一度曾把管理“乐人”的教坊司置于正三品的高位。不仅蒙古贵族如此，蒙古一般老百姓也尤为喜爱戏剧歌舞，而杂剧这种俗文学也最具有群众基础，最为下层劳动群众所欣赏喜爱。这样自上而下使元杂剧具有了强大的外力支持，在排场、音律、演技等方面不断成熟与提高。日本著名学者青木正儿先生在所著《元人杂剧序说》中就曾说过：“蒙古人的爱好歌舞和强制推行俗语文，这两件事对于助成杂剧的盛行，大概具有重大关系”。 蒙古族世代繁衍生息在漠北，逐水草迁徙，游牧为生。《元史》和《新元史》都追记说蒙古汗国是“游牧之国，国俗淳厚”，再加上是以武力得天下的，因而，一切崇尚简约，无汉族的繁琐礼节。“非有庶事之繁”。 汗国的政治制度比较疏松。蒙古民族具有粗犷豪放的性格，重视实利的习惯。他们推行汉族传统的儒学以及程朱理学的态度不很积极，封建的伦理道德，忠孝节义观念比汉民族淡得多。同时，对其它宗教思想采取宽容态度，对思想控制不很重视，对言论也不大加干涉，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他们虽然也查禁戏曲作品“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但只要不是直接咒骂蒙古统治者和直接鼓吹反抗的都不会遭到禁止。使作家的写作有了较大的活动园地和较少的束缚。为杂剧的创作演出提供了有利条件。试想，如果元代也象明代一样，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实行严厉的控制，利用“八股取士制”强化对文人思想的禁锢，制造形形色色的文字狱，那么会出现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杂剧大家，会出现象《窦娥冤》一样充满现实主义内容，直接揭露并对黑暗的社会政治进行强烈控诉的作品吗？明代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元杂剧失去了其适宜生存与发展的土壤，从而迅速的衰落下去，从反面说明了元代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元杂剧的兴盛提供了发展的空间。 五、城市经济的繁荣 元代城市经济的繁荣为元杂剧的兴盛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 从1267年开始历时18年营建的大都城（汗八里），成为元代统治中国的中心。《马可•波罗行记》中记载当时的大都城已成为东方商业的中心：“应知汗八里城，内外人事繁多……郭中所居者，有各地来住之外国人，或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不仅大都城中心如此，“此汗八里城之周，有城二百，位置远近不等，每城都有商人来此买卖货物”，因而，作者发出由衷的感慨，“盖此城为商业繁华之城也。”由此可窥元代城市经济发展的一斑。 城市经济的繁荣为元杂剧的演出提供了固定的场所，全套的舞台设备，服装道具等必要的物质条件，城市人口的汇集又为其提供了众多而又较稳固的观众群体。当时还吸引了许多人开始成为从事文艺活动的专门人士。于钦的《齐乘》卷五《风土》中说：“济南水陆辐辏，商贾所通，倡优游食颇多，皆非士人。”平江（今苏州）更是盛况空前：“人烟稠密，至不知其数”，“该城为工贾与工于一切技艺之人甚众。”元人夏庭芝的《青楼集》中记载当时名演员就有二百多人，为元杂剧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同时也为元杂剧的剧本创作提供了崭新的素材，契合了一部分民众的欣赏口味与猎奇心理。孟汉卿的《魔合罗》杂剧中，就以一个小商贩为主人公，刻画了当时城市经济发展的景象，以及此背影下的人生世态。剧中第一折（后庭花）正末唱：“俺家里有一遭新板搭／住两间高瓦屋／隔壁儿是个熟食店／对门儿是个生药局／怕老的若有不是处／你则问哪里是李德昌家绒线铺／街坊每他都道与……”。作者在这样一个经商业贾成为一时风尚的社会里，刻画出了这样生活环境下的人情百态，是完全合乎现实，合情合理的。同时，这种引入也是对杂剧传统题材的一种突破。 可见，城市经济的繁荣也是元杂剧得以健康发展的又一重要条件。 综上所述，元杂剧虽然有从唐参军戏到金院本、诸宫调自身一脉相承的发展规律和过程，但在其兴盛辉煌的元代，蒙古民族作为当时积极学习和参与汉民族文化的统治民族，不但成为元杂剧发展繁荣的外部条件，还在唱词、声腔、内容等内在因素及诸方面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蒙古族文化源远流长，与汉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这一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使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成为其血肉相联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个民族的学子都应当不仅认识到保持本民族文化特色的重要性，而且更应当领悟到中华文化这一泱泱大河乃是各民族文化生命力得以更新和强健的本源所在。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正视本民族文化，在与主体汉民族文化的不断交流、融合中，将中华文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本文原载《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04期，第72～7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