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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学在中国是随着整个社会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它的深厚根基固然是在几千年的本土文化之中，但许多方法和观点，特别是考察问题的视角，则是来自西方。中国民俗学者的任务和难题，就在于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用民俗文化学这门科学为现代中国人、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变革和重建服务。 在这方面，闻一多先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先驱者，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就对自己的学术道路有充分自觉的认识。他在一封书信中说:“我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两三千年的昨天，除了我们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我的历史课题甚至伸到历史以前，所以我研究了神话，我的文化课题超出了文化圈外，所以我又在研究以原始社会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致臧克家》，1943)正因为有高远的理想、开阔的视野，又有优越的知识结构和常年刻苦的努力，闻一多先生在民俗文化学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闻先生对中国神话、传说故事、民俗节日、民间信仰等一系列问题作过精深独到、极富新意的研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站在本学科的最前沿，即使在今天，其相关著作的学术价值仍然不可忽视，影响很大。他的《伏羲考》，运用西方人类学方法，利用国内最新的人类学调查和考古发掘资料，对伏羲女娲神话作出了精辟论析。《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姜鲸履大人迹考》、《端午考》等文，也都在资料的开掘和方法的运用上表现出深厚的学术功底和蓬勃的学术锐气，新见迭出，发人深省，是现代民俗文化学中极有个性和典范意义的名著。 关于端午节，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一文中用了大量材料作过深入考辨，其基本观点是：中国的端午节是从南方吴越地区传播开来的祭祀龙图腾的民俗节日，因此可以称为龙的节日。他还具体地探讨了端午与五行的关系，端午节彩丝系臂、划龙舟、吃粽子乃至守宫点臂等民俗事象的由来。他在《端午考》等专文中说：根据考古学和民俗学研究，端午节划龙舟、吃粽子的风俗早在原始社会就有了，并且发源于水乡吴地。端午节在古代是龙的节日，龙的节日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节日。端午的两个主要活动划龙舟和吃粽子都与龙神崇拜有关。古代吴越族是以龙为图腾的民族。《说苑·奉使》等说：吴越之民有“断发文身”，“以像龙子”的习俗。历代吴越人民为表明自己是“龙”的后裔和对龙祖的尊重, 祈求龙神来保护生命安全和避免蛇虫之害，每年五月初五这一天，都要举行盛大的龙祭。将龙形纹饰在身体上，把乘坐的木船刻画成龙的形状，龙首高昂，龙尾翘起，涂上各种彩色，称为龙舟，四角彩旗飞舞，青壮年“着彩衣，立龙首”（《齐东野语》），于急骤的鼓乐声中作龙舟竞渡。同时将各种装在竹筒中或裹在树叶里的食物，抛给龙神吃。闻一多先生的详尽考证，揭开了端午节的习俗之谜。从而也可以说，端午节习俗是吴越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罗杨认为：“端午节的起源要比屈原早，它的起源一直可以上溯到先秦时代。不过，关于端午的起源自古就有很多争论。从目前学术界研究的成果来看，如果全面地考察端午和各种习俗，其最原始的核心因素在于古人的辟邪观念。虽然民间和典籍中有各种说法，如纪念屈原说，仿效勾践操演水师说，纪念伍子胥或曹娥说，吴越民族祭祀龙图腾说，古代越人新年说等等，但只有辟邪说与历史更加吻合，它的发端应是战国时代。”据文载，全国各地古往今来受到端午祭祀的人物共有十七人,包括清官、名将、英雄、豪杰、诗人、孝女等，以伍子胥开先河，屈原影响最广。 由于嘉兴地处水乡泽国，河湖纵横交错, 嘉兴人“以舟代车”，生活“一日不能废舟楫”，这给舟船制造和龙舟竞渡创造了条件。嘉兴农村盛产稻米箬叶，给裹粽食黍提供了方便。而这些正是确保嘉兴一带端午节两大主要活动历久不衰的根本原因。综上可知，端午节众多民俗文化内容是经过长期传承形成的，在现实生活中已凝成一种类型或模式的民俗样式，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认可。近几年，嘉兴端午节等传统民俗文化活动逐步恢复和发展，曾举办过多次较有影响的南湖竞渡和粽子节，去年又举办了一系列端午习俗活动，市民参与非常积极。闻一多先生曾深情地说：“唯其端午节是一个古老的节日，和中国人同样古老，足见它和中国人民的生活如何不可分离。”作为非物质遗产的民俗节日文化，具有共享性。共享性是民俗文化得以流传的重要特征。没有文化的共享性就没有文化的继承和借鉴。端午文化是一种兼容性、参与性和生命力很强的传统文化。对端午文化除要唤醒和树立民俗保护意识、采取切实措施加以保护、以缓和“洋节”冲击外，还应赋予民俗文化新的内涵和科学解释，注入新的元素，让传统节日与时俱进，在传承延续中进一步发展。正如罗杨先生所说：民族节日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日，我们要把端午节这一富有诗意的日子，装点成一个绚丽多彩的节日，让我们已经有些淡去的端午情怀开出更加健康、灿烂的文化的生命之花。 (来源： 嘉兴日报) 本网2009-05-27转发； 2011年5月30日提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