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教经过汉魏六朝五六百年在中国的传播，至唐，佛教的中国化取得了巨大进展，佛家思想也在不知不觉中渗透进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与日常生活中，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现出来，亦包括文学创作。小说作为唐代文学中堪与诗律并称的文学样式，其中的佛教印迹更是十分显著。在显而易见的层面上，是大量灵验、感应、报应等简单图解佛经、佛理的弘佛故事的继续存在；而在更深的思想层面上，是把佛家思想在不知不觉中融入小说的立意或构思中，从而使作品呈现某种异构，表现出某种生活哲思或人生感悟。 简单图解佛经、佛理的弘佛故事，在六朝小说中就开始大量出现了，并成为六朝志怪小说的重要部分。至唐，唐人小说中的此类故事依然非常多，《太平广记》中列释证门三卷，报应门三十三卷，感应门二卷，在诸如定数门等中还有许多具有辅教性质的篇什。除一部分出自六朝时期，大部分是唐五代作品。 此类弘佛故事的基本情节模式大致相似，灵验、感应类故事的情节模式大致是：某人因崇信佛教而常诵某一佛经，如《金刚经》、《般若经》等；或初不诵经信佛，因事被追入冥间，得到指引而诵经信佛；从而获得善报，如延寿、弥祸、消灾等。果报类故事的情节模式大致是：前生今世或为善或为恶，终会在今生或生前、死后得道相应的报应。由于此类故事的层面，而在立意构思与异想方面又毫无新意，基本情节模式又少有变化，故其在文学上的价值主要表现在它的入冥模式和对幽冥地狱的描绘上，除此则少有可称之处。 在唐人小说中，并不以弘佛为目的、但却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的作品亦有不少，这些作品，往往因佛教思想渗入其立意与构思中而使其充满新意，或在故事情节上呈现出某种异构，或于思想蕴含中表现出某种哲思。 唐人小说中如《河东记．韦丹》、《原化记．崔尉子》、《干馔子．陈义郎》、《逸史．乐生》等，在故事情节的设计上，就深受佛教感应、报应等思想的影响，使故事情节呈现出一种奇幻别致色彩，如《原化记．崔尉子》。在《崔尉子》中，故事情节的奇特之处在于崔尉子之京，过郑州，夜晚迷路之时，在一火的引导下来到其祖母之宅的情节。此为小说戏剧理论中典型的「巧合」设计，不过，推其原委，小说作者或许并没有意识到、或者说并不是自觉地以一种技巧的方式运用这种「巧合」，此情节设计背后的真实依据，恐怕是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太平广记》将其纳入报应门，录于卷一百二十一中，即足见此故事中佛教因果报应观念的鲜明和突出。《干馔子．陈义郎》的故事情节与之相似，有同工之妙。所以，作为被后世小说戏剧广泛使用的情节建构方法——巧合——或正是在佛教因果报应观念的诱发下创造出来的。 另外，唐人小说中的许多具有冤狱性质的小说也常以佛教因果报应观念作为解决矛盾的方法。 佛教思想渗入小说的立意与构思，有时又会以一种生活哲思或人生感悟在小说的主题中表现出来，沈既济的《枕中记》和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枕中记》末云：「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南柯太守传》末云：「感南柯之浮虚，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门，绝弃酒色。」两篇小说的思想蕴含无疑是佛道杂糅的，而其间着重强调的如「窒吾欲」、「绝弃酒色」的「离欲」思想却显然是佛教的，《南柯太守传》末所言之「道门」亦当指佛门。而两篇小说中所共同采用的入梦情节建构方式，亦当源自于佛典譬喻。佛典譬喻中即有以入梦经历举证领悟佛理的，如《杂宝藏经》卷二的《婆罗那比丘为恶生王所苦恼缘》中写道优填王子婆罗那为恶生王诸婇女说法而被毒打之后，不堪其苦，便动摇了修道决心，欲罢道还家，这时，迦旃延现身梦中，帮助婆罗那实现他心中的人生，目的在于让其明白人生如梦，从而觉而悟道。《枕中记》和《南柯太守传》的立意与构思，其实也是基于人生如梦的思想，在于通过梦中人生，说明 「人生之适，亦如是矣」（《枕中记》），从而感悟所谓的「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领悟「人世之倏忽」的道理。《南柯太守传》末作者还直接现身说法，进一步引申：「虽稽神语怪，事涉非经，而窃位着生，冀将为戒。后之君子幸以南柯为偶然，无以名位骄于天壤间云。」 可见，佛教对唐人小说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这不仅体现在大量的具有辅教性质的弘佛故事的存在，更体现在小说的立意构思方面。弘佛故事的情节虽有程序化、概念化的弊病，但就每一个故事而言，其描写又往往是具体而形象的，具体的事件，具体的善、具体的恶，故其意义就超越了抽象的佛经佛理宣讲，灵验、报应，在许多情况下便成为一种惩恶扬善的宣泄方式，就此而言，这些弘佛故事也就超越了其宗教目的而具有了更广泛的意义。而佛教思想观念对唐人小说立意构思的深层渗透，不仅带来故事情节建构等方面的异质与新变，亦促使小说的思想意蕴趋向深远。 (责任编辑：admin) |